汉英翻译对译者素养的要求（四）
翻译工作中高度的责任感，主要反映在两方面。
一是严谨、端正的工作态度。这种态度应贯穿始终，贯穿译前准备、翻译之时和译后校核三阶段。
周密的准备，是保证译文质量的第一步。仔细通读全文、了解原文的相关知识、查阅作者的背景资料，都属于译前准备的内容。
翻译时。全面透彻理解原文，理解原文语言和文化的意义，理解原文的逻辑关系，再用准确得体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是第二步，也是最主要的一步。译文中出现问题，多是由于译者在翻译时马虎粗心，或未认真查阅资料，凭着想当然率尔操觚造成的。如果译者不放过任何疑点，凡拿不定、没有把握的地方都认真求助工具书或专家内行，他就能避免许多不该发生的错误。比方前面提到“温德”老师和“贝当公园”的误译，一方面应归咎于译者缺乏背景知识，另一方面也有译者责任感和态度的问题。译者严谨的态度，还表现在澄清有歧义的表述方式。汉语原文意义不明确，模棱两可的情况很多，一不小心，就可能出错。某杂志一篇文章汉语标题为“‘翻译研究’学派的发展”，其英译文为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Schools of Translatology。不看文章内容，这个译文无可指责。可是读到原文，就发现有问题。原来其中“‘翻译研究’学派”并不泛指翻译领域中不同的研究学派，而是特指以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雷·列费维尔(Andre Lefevere)为代表的称谓Translation Studies的翻译研究学派。根据原文内容，正确的译文应该是Development of the Schoo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译后的校核，是第三步。译者应该对文字内容、语言表达、文体风格乃至标点符号等，从局部细节到整体效果进行仔细审校。翻译中出错，难以避免。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何况我们普通人呢?严把校核关，奖错误率降低到最小程度，是提高翻译质量的有效保证。
我国许多著名翻译家对待工作高度负责，可谓呕心沥血，堪称我们的楷模。说起莎士比亚译著，人们必然会想到朱生豪。“朱生豪译莎十年，仅准备工作一项就花了大约一年的时间。他开始译的几个剧本，花的心血更多，常常是反复推敲，数易其稿。”“……他每译一段都自拟为读者，自拟为演员，以审辨语句是否顺口，音节是否和谐。他常常与剧中人物一同哭一同笑，彻底咀嚼原作之精神，必求确切传达原作风格而后止。”(吴洁敏、朱宏达，1989:120)朱生豪译出莎剧三十一部半，未能如愿译完所有三十七个莎氏剧本，就因贫病交迫、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他给我们留下的是莎剧汉译的珍品。福克纳翻译家李文俊先生的故事也非常感人。福克纳这位伟大的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以文风艰涩著称。李先生所译的《喧哗与骚动》和《熊》，又是两部最能代表他的艰涩文风的作品。文中“大量众多的典故和象征隐喻，真可说是头绪混乱，难以捉摸。”(陶洁，1992:28-30)翻译福克纳，其困难可见一斑。为做准备，李文俊先生“不光收集阅读了不少有关‘福学’的专著与工具书，还学习了有关意识流等现代派手法的理论。”他虚心向中外学者求教，就连与外国友人进餐时，也不放过提问的机会。“他问得真是详细，一遍又一遍，差点问倒了那位自称是福克纳专家的美国教授”(同上)。李文俊把翻译和研究福克纳相结合，最后，他成了中国的“福著”翻译家，也成了“福学”专家。
二是敬业、乐业的主人公意识。传统上，人们把译者看做“翻译匠”，看做应该毕恭毕敬效忠原作者和原文的“奴仆”。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不太全面，或者说，还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看，译者是两种文化的沟通者。这沟通是否成功，是否能达到预定效果，译者是关键。这也就意味着，译者仅仅对原文和原作者负责是不够的，他应该认识自己工作的意义，要对跨文化交际的效果负责。换句话说，译者不能够只把自己当成被动消极的“奴仆”，而要有主人公意识，把自己当成主人。我们在“翻译的性质”一节中提到，由于世界发展的全球化趋势，翻译的文本类型和体裁日益繁多。译者拿到的，可能是经典优美的文学作品，逻辑严密的科技论文，也可能是制作粗糙、逻辑含混、文笔不够通顺的说明书、信函或其他文本。在后一种情况下，译者要和委托人商量，弄清翻译的意图，必要时，对原文作适当修改和调整，以确保译文质量，确保跨文化交际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