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译汉文化因素的“归化”和“异化”（一）
语言和语言符号是文化的载体。由于文化的渗透力极强，文化因素渗透于语言的各个层面。浅表层的文化涉及文化词语、名物特征、修辞方式、一般文化行为及活动(包括社会习俗)、一般文化心理特征、体势语等等;深层文化涉及语言文化“百科”的、纵深的社会历史。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文化因素一般是狭义的文化内容，如彼得·纽马克在《翻译教程》中总结了翻译过程中的5大文化障碍：生存环境;物质文化;社会文化;组织方式、风俗、行为、程序和概念;手势语和习惯。一部翻译作品能否使两个不同国家或民族相互沟通，不仅取决于译者对原作语言的理解和传达，而且取决于他对原作语言所负载的文化因素及其意蕴的理解和表达。
二、“归化”和“异化”的表现
近年来人们用英文domestication或target-language-orientedness来表示“归化”，用英文foreignization或source-language-orientedness表示“异化”。
翻译中“归化”首先表现在把原文的句式(syntactical structure)按照中文的习惯句式译出。例如：behind the mountain, the sun set.译为“日落山阴。”就是句式上的“归化”;模仿原文的句式如所谓的“欧化句式”，译为“山背后，太阳落下去了。”就是句式上的“异化”。
其次，在翻译原文文化特有词汇(culture-specific expressions)如外国谚语、成语、典故时用中国文化词汇取而代之，就是“归化”的做法。反之，照直翻译原文的文化词汇，就是“异化”的做法。如英语谚语：In the kingdom of blind men the one-eyed man is king.译为“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或者“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都是“归化”;译为“在盲人的王国里，独眼人就是王。”就是“异化”。
严复在《天演论》卷上第13章用唐朝的人物故事替代了《圣经·以斯帖记》中的人物故事。他在未曾刊行的《天演论》手稿中的《译例言》(第4款)里说：“原书引喻多取自西洋古书，事理相当，则以中国古书故事代之，为用本同，凡以求达而已。”在严复所处的时代，士大夫们对诸如《圣经》这样的西洋古书一无所知，为了让他们先明白“事理”，严复采用“归化”的策略自有他的道理。
上世纪50年代的译者在处理马可·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用拼“汉字”的习惯来调换“拼音字”的英文名字“George Jackson”：“荞麦的荞，自治的治，清洁的清，克服的克，孙子的孙——怎么样，”这样的译文显得不伦不类，也会给不懂原文的读者一种误解，以为英文也是方块字。“异化”的译文则是：“G-e-o-r-g-e J-a-c-k-s-o-n ——怎么样。”
原文中没有任何文化因素，译文却出现了带有强烈汉语民族色彩的词汇，也是“归化”的表现。如林纾把福尔摩斯发怒译为“拂袖而去”，福尔摩斯的形象具有了中国化的特征;郭沫若把英国诗人T. Nash的咏春诗首句“Spring, the sweet spring is the year’s pleasant king”译成“春，甘美之春，一年之中的尧舜”。原诗中的king是一般性说法，没有任何特殊的文化色彩，可是一旦变成了中国古代和平盛世的代名词“尧舜”，就染上了强烈的汉民族色彩。
再如：Curiosity enough, he prophesied with oracular accuracy to the amazement of all.
原译文：说也奇怪，他像诸葛亮一样，料事如神，大家都惊讶不止。
“oracular”的名词形式是“oracle”，在希腊神话中指“神示”或“神启”。使用“诸葛亮”的人物典故太随意。这句话完全可以直译为：说也奇怪，他料事真准，像神启一样应验，让所有的人都惊讶不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