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化史》 第3章 第二节 三、新伦理观念

1.宗教观

宗教是美国伦理学的基石，早期美国宗教活动在北、中、南三个地区各自发展，北方新英格兰地区以清教徒的卡尔文教派公理会（Congregation）为代表，此外还有一些小教派，如遭公理会迫害的威廉斯（Roger Williams），前往罗得岛寻找宗教自由。1630年代出现了英国的浸信会（English Baptist）；中部宾西法尼亚、新泽西、德拉瓦地区主要为贵格派教会，还有孟诺教派（Mennonite）(4)、再洗礼派（Anabaptism）(5)、德国路德派（German Lutheran）、苏格兰长老会（Presbyterian）；纽约地区有荷兰改革派（Dutch Reformed），马里兰地区早期为天主教徒的庇护所；南部地区则以英国国教活动为主。至18世纪，殖民地的宗教呈现出多样性发展。美洲地区为唤起人们对宗教的虔信，从1730年代起出现一股“坚持基督基本教义”的宗教热，以唤起热情来激发信仰，刺激宗教复兴，称为“第一次大觉醒”（The Great Awakening），其中以新英格兰地区公理会牧师爱德华（Jonathan Edward）牧师对神学的辩解最具代表性。爱德华是美国清教史上最后一位伟大思想家，他为拯救宗教信仰，积极鼓吹上帝绝对权威，强调个人被动无助和完全堕落，他四处布道，打动百姓们的心灵，为美国启蒙时代的教会注入相当的活力，引起强烈回响。18世纪末，受独立革命影响，美国迈向政教分立的途径发展，在联邦宪法草拟时，许多教会如美以美会（Methosist）、圣公会（Episcopaliam）、长老会、罗马天主教开始重组。19世纪的宗教活动走入低潮，但随着美国人口大量向西迁移，宗教活动再度引起关切，出现了“第二次大觉醒”（The Second Awakening）运动，唤起东部地区教会的活力，鼓励教士前往西部传教，促成西部的“布道”（camp meeting）传教，以情感诉求为主，主要代表人物为芬尼（Charles G. Finney），他以福音传播为主，采平易近人的方式，用生活语言的方式布道，使得宗教信仰深入家庭，产生重大影响。芬尼强调每个人都可以自我得救，符合了美国个人主义精神，以致效果卓著。19世纪的美国宗教活动以福音主义（evangelicalism）为主，不仅为个人提供了希望，更深入家庭、社团、政党、报纸、杂志、学校之中。19世纪的福音论是维系美国社会稳定的要素，福音布道家斯普林（Gardiner Spring）曾说，没有圣灵引导的自由是一种无政府或暴政(6)。

对宗教觉醒的活动，19世纪前半期亦出现反动的一面。受启蒙思想影响，美国出现了“唯一神论”（Unitarian）思想，特别是公理会。在钱宁（William Ellery Channing）的带领之下，对三位一体的神学理论展开批评。三位一体是天主教的基本理念，涉及天父、人子、圣灵，而唯一神论则是将基督宗教与理性主义结合，基督为一位一体。钱宁认为，基督教义并未论及预选、完全堕落、经典无误说，灵魂得救来自神的父爱、人的纯真，以及人在上帝国度中的友爱。后来钱宁的弟子爱默生将唯一神论的自由基督信仰理论发展成为宗教哲学超验论（Transcendentalist）。19世纪的美国宗教走向以福音传播为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乌托邦团体，如震动派（Shakers）、欧奈达团体（Oneida）、摩门教（Mormons）等。震动派在新英格兰、上纽约区、俄亥俄州活动，排斥性生活与私有财产；欧奈达团体在纽约活动，创办人诺也斯（John Humphrey Noyes）认为配偶婚姻（monogamous marriages）会鼓励自私，因而主张多重婚姻（complex marriage），在纽约欧奈达地区，每一位成年人可以与所有成年人结婚，性交不能射精，至于谁可以或在什么时候有小孩，由团体决定。这种生活方式违背当时的社会礼俗，因此遭到排挤，1879年该团体放弃多重婚姻，成为公司组织；摩门教（Mormons，全名为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由史密斯（Joseph Smith）所创；史密斯出生纽约地区，自称受上帝启示，其著作《摩门经》（Book of Mormon）描述以色列被遗忘的部族早先曾到达美国，其中一个团体建立了一个基督殖民地，后被印第安人占有，史密斯要率领信众找回这个基督土地。由于摩门教主张一夫多妻的信仰引起民怨，被迫出走至盐湖城，途中史密斯身亡，由杨格（Young）继续，完成遗愿，建立了摩门教的圣地。另一类美以美会、浸信会、长老会是正统宗教信仰团体，教友彼此以兄弟姊妹相称，强调道德规律，教友入会必须放弃个人的一些生活嗜好，如打牌、跳舞等。他们经由布道大会的方式唤起慕道友情感认同，为教会注入新生命。

2.道德观

19世纪前半期，美国社会的新伦理道德观是由新中产阶级所带动，包括自立自强，努力做一名成功的农人、商人、技工等，在美国北部地区，对商业、教会、学校及媒体产生重大影响。这群中产阶级强调自律（self-restraint），崇尚忍辱、勤奋、爱家、忠于团体，认为社会的制衡力量不存于外在的约束而是内在的自律，视赚钱为合理的行为与成功的标志，并自视道德操守高人一等。爱默生曾对此有精辟的解说，“金钱本身没有价值，但却代表了价值，尤其是道德上的价值”。

这种自律的品德为美国社会带来三项重大的影响，第一个是减少喝酒。饮酒是美国文化一大特色，早期移民生活艰辛，少有娱乐活动，人们工作之余，多以饮酒解闷，造成美国人嗜酒的风气。1830年平均每位美国人一年的饮酒量为五加仑，导致许多家庭破裂，社会犯罪事件层出不穷。唯自信奉福音宗教，热爱家庭的中产阶级人士日增之后，美国社会出现禁酒运动。在牧师与女人的共同努力之下，美国人的饮酒量锐减，约减少了两加仑。第二是生育指数降低。中产阶级重视自律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感，因此强调对生育的控制，经由晚婚、性的自律与避孕等方式，使得他们的出生率由1800年的7%降至1900年的3.6%。第三是形成“男外女内”的社会，女人在家中握有重要的地位，她们抚养小孩，教育下一代，男人则在外追求名利，发展成为男性社会。

19世纪的美国被誉为是一个人道主义精神的国家，特别表现在废奴运动及女权运动之上。美国人的人道精神来自美国独立宣言，强调人生而平等的观念、启蒙运动的理性思维、苏格兰的现实主义（realism），以及浪漫主义的影响。宗教道德使命让人们重视弱势团体，如孤儿、精神病患、罪犯以及废奴等。在废奴方面，以盖里森（William L. Garrison）最具代表性，美国总统林肯曾赞誉他是影响美国废奴由宗教关怀走向解放行动的关键人士。这位新英格兰地区的废奴斗士指出，蓄奴让美国堕落，不仅违反人权，也违背独立宣言精神。由于废奴问题涉及美国南北各州的权利之争，因此它不仅是人道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最后导致了南北战争。女权问题方面，美国的女权问题的产生不是哲学家的理念，也不是思想家的学术，而是基于社会的现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