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语言使用者，就会产生多少种方言

有多少语言使用者，就会产生多少种方言

在纽约之外，地方口音还以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为当地人所用。在玛莎葡萄园（Matha's Vineyard），最早那儿的人们把house和loud都念成həus和ləoud。随着旅游业的兴起，美国其他地区的人读house时的发音传到了这个小岛，这造成了一段时期内几乎再也听不到house原来的发音。不过，据特鲁吉尔（Peter Trudgill）在《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中提到的，原来的那种特殊发音又重新被使用，尤其是那些先前离岛外出工作又返乡的人，他们以旧有的口音来区分自己和岛外人。

方言有时就像口令。北爱尔兰人对于口音非常留意，因为他们可以依此来判断对方的宗教信仰。如果口音听起来是从北唐或者东贝尔法斯特来的，他们就会判定讲话者是清教徒；如果这个人听起来有南阿尔玛或者西贝尔法斯特的口音，爱尔兰人就会辨别出他是天主教的信徒。其实，他们之间口音的差别很小，西贝尔法斯特的人更可能把that说成thet，而东贝尔法斯特的hand 听起来像hahn。不过，这也不一定完全准确。

实际上，清教徒和天主教徒发音上唯一比较正确的区别是发第八个字母h时，清教徒发成aitch，而天主教徒发成haitch。《英语的故事》（The Story of English）一书曾提到，爱尔兰共和军和北爱尔兰防卫团曾经通过这个区别来识别俘虏的身份，不过这是否属实还有待证实。因为如果一个俘虏了解到某个音节的发音事关生死，那么他一定会非常小心地来发这个音。

方言不只反映地域上的区别，也反映职业、种族和阶层的不同。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方言的种类会因为家庭的不同而不同，甚至一个在一个家庭里也会产生不同的方言。所以，我们可以推理出有多少语言的使用者，就有多少种方言。正如马里奥所言，在任何语言中，都找不出两个人可以以相同方式发同样的音。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可以通过声音来识别他人。总之，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方言。

一个国家的方言发展速度可能十分惊人。澳大利亚成为殖民地不过短短一个世代，到澳洲旅游的观光客能听出他们的独特口音。劳德（Afferbeck Lauder）在《让我们来说澳洲话》（Let Stalk Strine）一书中，风趣地赞扬了澳洲口音。本书中收录的词条包括：气象播报员常用的scona rine（It's going to rain，将有雨）、dimension（don't mention it，不用谢）等。劳德还提到其他澳洲英语，比如Emma chisit，即（How much is it）多少钱的意思，而Emma necks就是（ham and eggs）火腿蛋的意思。

澳洲英语和美式英语最相像的地方是澳洲各地的语言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偶尔，澳洲全国在用词方面会有少许差异，比如a tub of ice cream（一桶冰激凌）中的量词tub在新南威尔士也被叫做bucket，而在维多利亚却被称为pixie，不过能找出的差异也就这个了。所以，方言与国土大小以及人口分布的密度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和文化认同因素却非常相关。

1788年，第一批英国大陆移民来到澳洲植物湾（Botany Bay），他们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到处都是从未见过的动植物以及特有的地理景观。语言学大师杰斯伯森因此写道：“如果这是史上第一次需要大量创造新词的时期，那么可能一点也不夸张。”澳洲人从原著居民那里学会了很多词，又创造了大量新词，比如billabong用来指高含盐的死水潭，didgeridoo是一种喇叭，bombora是一种可通航但是有危险礁石的水域，还有boomerang（回力棒）、koala（考拉）、outback（内地）、kangaroo（袋鼠）等。

澳洲的新居民在创造俚语方面也很有创意，比如tucker（食品）、slygrogging（私藏的酒）、bonzer（极佳的）、nong（傻瓜）、having the shits（急躁的）以及technicolor yawn（呕吐）等。有些新词的出现其实就是旧词的缩减版，比如postie表示postman、footy表示football、arvo表示afternoon、roo表示kangaroo、compo表示compensation。

当然也有一些是“澳洲制造”，比如scarce as rocking-horse manure（非常罕见）、about as welcome as a turd in a swimming pool（极不受欢迎的）、don't come the raw prawn（别想骗我）以及rattle your dags （快点走）。

虽然历史上澳洲和英国渊源深厚，但在语言上澳洲不仅受到了英国的影响，也受到了美国的影响。在澳洲，人们把饼干称为cookies，而不是biscuits；政客竞选叫run for office，而英国用stand；旅行车叫station wagon，而不是estate cars；银行收纳员叫teller，而不是cashier；裤脚上的翻边叫cuffs，而不是turn-ups；邮件称为mail，而不是post；包扎伤口用Band-Aid，而不是plaster。另外，澳洲人拼写的很多单词都是美式的，比如把labour拼写成labor；而最耐人寻味的，莫过于澳洲的货币是dollar，而不是pound。

加拿大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他们的语言也呈现出相当比例的混合性，比如保留了英语中的tap（水龙头）、 scones（英式松饼）、porridge（粥）、zed（英文字母z，加拿大人和英国人把英文最后一个字母z读成zed，美国人则读zee）。另一方面，有一个词大多数英国人都不熟悉，即riding，在美语中这个词可以表示一个行政区。据说，加拿大有一万个方言词，比如skookum（味道浓烈的）、reeve（市长）等，虽然这些词只在加拿大小范围内使用，但仍有很多加拿大人不知道这些词。

在英语国家中，英国是方言最多的国家了。罗伯特·克莱本（Robert Claiborne）所著的《我们丰富的母语》（Our Marvelous Native Tongue）一书中曾提到，英国的方言至少有13种。马里奥认为英国有40多种方言：苏格兰有9种、爱尔兰有3种、英格兰和威尔士则有30种，但是即使这样也可能低估了方言的数量。如果我们根据地域来划分方言，那么毫不夸张地说，英国的方言多如其境内的丘陵和山谷。单在英格兰北部的6个郡中，其面积大约是缅因州那么大，house这个词就有多达17种不同的发音。

《卖花女》（Pygmalion）中的希金斯教授，吹嘘自己可以判断伦敦方圆3公里，甚至是两条街内居民的明确住处。不过，有人比他还要自信，大多数的伦敦人可以判断一个人是从泰晤士河的北部还是南部来的，而对伦敦以外的地区，他们可以判断得更为准确。

我住在约克郡的山谷，这个山谷长8公里，但是那儿的居民却可以通过口音判断一个人是来自山谷哪头。在附近的村子中，一半村民属于约克郡，一半村民属于兰开夏郡。那儿的村民甚至可以分辨一个人出生在街道的哪边。这么说可能多少有点夸张，但是约克郡的人肯定可以立刻分辨哪个人来自布拉福，哪个人来自利兹，尽管这两座城市的距离很近。

英语在某些地方的方言很有地方色彩。在《信任英国人》（Trust an Englishman）一书中，诺勒（John Knowler）提到他认识的一个人，这个人每次发r音都很怪，他以为这个人有语言障碍，直到他有机会去那个人童年居住过的地方，那是一个地处诺森伯兰郡的偏僻村庄，那个地方每一个人发r音都很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