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齿不清的英美人士

口齿不清的英美人士

美国人对措辞比较严格，可以说他们对诸如necessary、immediate、dignatory、lavatory和laboratory一类词的所有音节都一视同仁；另一方面，美国人也会在-ile中混入没有影响的弱元音，比如fragile、hostile和mobile（除了infantile和mercantile），而英国人对此则有所顾虑。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两国的语言都有一定程度的模糊化，只是模糊的方式不同而已。比如英国人用howjado代替how do you do；美国人则用jeetjet代替have you taken sustenance recently，用lesskweet代替in that case，let us retire to a convivial place for a spot of refreshment。

这种压缩和混合单词的倾向由约翰·达文波特（John Davenport）在1949年的《纽约人》杂志首次正式提出，他还风趣地把这种现象称为含糊语言（Slurvian）。在美式英语中，巴尔的摩（Baltimore）的含糊语已达到了极致，那里的人善于“咀嚼”最重要的元音、辅音和单词的音节，并把它们转换为口头表述，使它们尽可能好地组合起来。

在巴尔的摩（当地人称为Balamer），eagle被念成iggle；tiger是tagger；water是wooder；a power mower则是paramour；store变为stewer；clothes变成clays；orange juice成了arnjoos；bureau 成了beero。这些词汇有助于外来人士理解当地语言，因为很多人会把巴尔的摩语误认为是英语，巴尔的摩人也许天生就有这么一种特殊技艺，但不可否认的是，世界上其他人或多或少也有这方面的能力。

这些人达到了一种似是而非的境界，即含含糊糊地用元音说话，却奇妙地成功表达了自我想法，而且速度还快得惊人。在一般的对话中，每分钟应包含300个音节，为了做到这点，我们要把气逼上喉咙、皱缩嘴唇、放平舌头，绝不能像岸上小鱼的鱼嘴那样。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把每次送出的气定形为各不相同的爆破音、摩擦音、喉音和其他的气流干扰音，从而听起来犹如连续模糊的声音。音节、单词和句子全混在一起，就像一幅淋过雨的水彩画。

因此，要明白人家说什么就得懂得把这些“噪音”拆分为单词，再由单词组成句子，这才有可能以相同的方式作出回应。假若回答是恰当而有趣的，对方定会发出一连串不自主的笑声以示高兴，还会伴随急促的呼吸声，就像心力衰竭一样，这就表明我们的交谈成功了。细想起来，谈话其实也是一个挺奇妙的活动。

要做到成功进行交谈其实也不是特别难，因为我们有能力迅速接收和理解口头语言。如果我对你说：“豌豆和萝卜，你喜欢哪一个？”在平均低于1/5秒的时间内，也就是一眨眼的工夫，你已经理解了问题，并考虑到两种蔬菜各自的优点并已考虑好答案。像这样的过程我们每天要经历成千上万次，而且通常还能够以同样的速度在对方完整提出问题前就把答案准备好。

作为倾听者，我们要学会区分发音上的着重渐变。多数人只要稍微留神就能清楚地觉察出that's tough和that stuff、I love you和isle of view、gray day和Grade A间的差别，尽管这些发音非常相似。可是，精确的读音有时却成了难题，而缺乏直接的眼神交流的对话更是如此（面对面时还可以读唇和观察面部表情）。

每位新闻记者都有过一段由于误听闹笑话的故事。记得我在英国南部一家晚报工作时，收到过一份让人完全摸不着头脑的报道，几分钟后，他们又寄来一份修改版本，上面写着：在前一份报道中，crustacean应该是Crewe Station。这下就清楚明白了。与之类似的，飞行员很难辨别five和nine，直到有人想出用区分度更高的fiver和niner，问题才得以解决。德语中也有类似的难题，直到引入了新词zwo，zwei和drei才避免了混淆。

虽然我们在倾听别人的谈话时偶尔会犯错，但听却是我们最能胜任的一件事。对比起来，讲话却是效率极低的一件事情。我们很清楚不能快速吐字的痛苦，了解首音误置的尴尬，也有过说statistics和proprietorial这类词时结结巴巴的经历。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我们说话的速度根本不可能比得上听的速度。

因此，模糊发音就显得特别必要。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都有把发音模糊化的倾向，比如让某些字母不发音，或者让几个音连在一起而不用重读，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ed的发音。在乔叟时代，helped的发音并不是现在的helpt，而是hel-pud，也就是两个音节都清楚地发出来；到了莎士比亚时代，诗人则选择其中一个以满足诗歌节律的需要，如果写的是helped则代表过去的读法，如果是help'd则是现在的读法。

这样的发音变化已经是语言的共同特点了，不过这些变化有时候需要上百年的酝酿，有时候却没命似地向前赶。所有语言都会不时地发生变化，而且还是毫无理由的。在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到大不列颠后不久，德语发生了重大变化，分裂为高地德语和低地德语。[1]

德语的变化中，北部的居民开始用s's代替之前的t's，用f's代替p's。不过，这些变化发生得比较晚，没对英语产生明显影响。这也可以解释现代英语和德语间的差异，比如英语的water和德语的wasser，英语的open和德语的offen。

而且这样的变化并不仅存在于英语和德语中，拉丁语也经历了一系列漫长的变化。早在14世纪，拉丁语centum（100）的发音发生了各种变化，成为了现在法语的cent，西班牙语的ciento和意大利语的cento。正是发生了这种变化，罗曼语才得以兴盛。

随后，大约在乔叟时代，英国发生了所谓的“元音大变位运动”（这是最通用的叫法，尽管有时候带有一定的误导性）。历史课本上对此次变位运动的讨论有时候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在某一天人们突然改变了从前的发音方式，他们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发音了。事实上，这些变化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发音上的很多变化都反映出几个世纪前在阿尔弗雷德大帝时代开始的变化，某些变化至今还在延续。（shove和move的发音有一天也可能会趋同，这倒也合乎情理。）

因此，尽管我们承认英语确实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但也不可否认毕竟是横跨了两代人才出现的。当乔叟在1400年逝世时，人们在单词词尾还有e的发音，但100年以后，不仅e沉默了，而且学者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曾经有这样一个事实。简而言之，那些曾在历史上惊心动魄的变化也不一定会被后人记住。

直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元音变位运动的缘由，查尔顿·莱尔德说得精辟：“不知道为什么，英国人开始喜欢把紧元音的发音部位前挪，长期下来，这一方式就被固定了，但人们却不知道其中的缘故。”暂且不论原因是什么，在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里，英语的长元音（也就是查尔顿·莱尔德所说的紧元音）确实是彻底地改变了音值，而且看起来绝非偶然。到最后，每一个长元音都移到了口腔的前上部进行发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