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语·像爱丽丝的小镇 第五章

第五章

1942年7月那个晚上，在关丹，一位中士到地区委员住宅找渚蒲大尉，向他报告说那个澳大利亚人还活着。渚蒲大尉觉得既好奇又有趣，既然还有半个小时才吃晚饭，他就信步到游乐场去看看情况。

犯人的身体仍然被双手吊着，面朝大树。背部已经变成惨不忍睹的污黑一片，血顺着大腿流下来，在地上形成一个黑色的池，已被烈日晒干并氧化。无数苍蝇覆满了身体和血池，但那个男人毫无疑问仍然活着。当渚蒲大尉走近那张脸时，乔睁开双眼看着他，仿佛在跟他打招呼一样。

西方人很可能从来不曾完全明白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当渚蒲大尉看到这个澳大利亚人在死亡边缘向他打招呼的时候，对着这个残破不堪的躯体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至真至诚地说：“请问在您去世之前，我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呢？”

牧工字字清晰地说：“你这个残忍的浑蛋。我要吃你一只黑色小公鸡，再来一瓶啤酒。”

渚蒲大尉站在那里，看着这个被钉在树上的男人，看着他血肉模糊的身躯，脸上毫无表情。过了一会儿他转身回屋，走进阴凉处时唤来勤务兵，命令勤务兵去给他拿一瓶啤酒和一个玻璃杯，但啤酒不要打开。

勤务兵坚持说没有啤酒。渚蒲大尉其实对此心知肚明，但还是命令他到镇里去找遍所有中国小吃店，看看能不能在关丹任何地方找到一瓶啤酒。他一个小时后回来时，渚蒲大尉的坐姿仍然和他出发去找啤酒时完全相同。他诚惶诚恐地向上级报告说，全关丹找不出一瓶啤酒来。渚蒲大尉便把他打发走，他高高兴兴地离开了。

对渚蒲大尉来讲，死亡是一种宗教仪式。他走近澳大利亚人这一举动带着几分神圣的意味。既然他已经当着下属的面，主动要求帮助他的受害者实现临终愿望，就必须亲眼看到它成为现实。如果能找到一瓶啤酒，他会牺牲一只幸存的黑色小公鸡，把煮好的肉和啤酒一起送到树上这个已经奄奄一息的人面前。他甚至可能亲手端托盘。这样做能为他麾下的部队树立起一种骑士精神和武士道的榜样。不幸的是，他已经没有办法赐予他这瓶啤酒，既然缺少了这瓶啤酒，这位士兵的临终愿望也无法完全实现，那就没有理由牺牲掉一只幸存的黑色小公鸡。他也无法实现自己在这个仪式中的角色，没有办法通过恩赐这个临终愿望来发扬武士道精神。因此，他不能允许这位澳大利亚人死去，要不然他自己就会因此受辱。

他又唤来他的中士，命令中士带一队士兵抬着担架去娱乐场。他们的任务是，在不给澳大利人造成二次伤害的前提下，拔掉他手上的钉子，把他从树上放下来，脸朝下放在担架上送去医院。

对琴而言，这位澳大利亚人仍然活着的消息，仿佛给她的生命开启了一扇门。她偷偷溜开去，在一棵木麻黄树的绿荫里坐下来，在沙滩边上细细咀嚼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阳光打碎在浪花上如烁烁熔金，沙滩白得耀眼夺目，大海蓝得勾魂摄魄，简直是一片极乐狂欢的景象。过去六年，她仿佛一直走在一条黑洞洞的隧道里，而现在，她猛然扎进了光明之中。她尝试祈祷，但她从来不信教，所以不知道怎样把感情灌注进祈祷中。她能做到的，也就只是回想起她在学校跟着大家一起做祈祷时，间或会念到的那些祈祷词。“哦，主啊，请照亮我们的黑暗，求主怜悯……”她就只能想起来这么多。那一整个下午，她对自己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句话。她的黑暗，已经被挖井队照亮了。

她那天晚上回到村子后又和苏莱曼谈起那件事情，但他和两个儿子都无法提供更多信息。澳大利亚人在关丹的医院里待了很长时间，但他们不知道具体是多长。雅各布说他在那里待了一年，但她很快就发现，他这么说只是想表达时间很长的意思。侯赛因说是三个月。苏莱曼虽然不知道他住了多久，但说他后来被送上南下新加坡的船，进了战俘营，并说他那个时候是拄着双拐去的。从他们的话里，她无法推断出那是哪一年。

于是她只好作罢，继续留在瓜拉德朗，等待挖井和修建洗衣房的工程结束。经过与年长妇女的一番长时间商讨之后，她已经让木匠着手装修洗衣房，目前的具体工作是安装百叶窗和晾干油漆。井底终于开始冒水那天，木匠着手为聂帕榈顶洗衣房打桩，最终井和洗衣房几乎同时完工。村民们花了两天把井里的泥水舀出来，井水终于变得清澈透明。然后他们举行了启用仪式——琴用井水洗她的纱笼，村子全体妇女一起笑着涌进洗衣房。男人们远远地站成一个圆圈，宽容地看着她们，暗暗思忖着，允许一样能让女人们乐成这样的事物存在，是否一个明智之举。

第二天，她请送信人给瓜拉拉吉特的威尔逊-海斯发去一份电报，请他派吉普车来接她回去。几天后车就来了。她在一片混乱腼腆的祝福声中红着眼睛离开了瓜拉德朗。她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回到她的同胞中去，但她也在挥别生命中难以忘怀的三年，那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她深夜时分才回到哥打巴鲁的官邸，因为太劳累而吃不下任何食物。威尔逊-海斯太太给她的房间送去一杯茶和一些水果。她洗了一个很长时间的热水澡，最后一次脱去了当地衣服。她躺在蚊帐中休息，房间既宽敞又凉快，她渐渐有了睡意。她满脑子想的都是牧工哈曼，他口中那些环绕着爱丽丝斯普林斯的红色郊区，还有岩大袋鼠和野马。

第二天早上吃完早餐后，她和威尔逊-海斯趁着早晨空气凉爽，在官邸的花园散步。她告诉他她在瓜拉德朗所做的事情，他问她修建洗衣房的主意是从哪儿来的。“她们显然需要一间洗衣房，”她说，“女人都不喜欢在众目睽睽下洗衣服，尤其是穆斯林女人。”

他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你很可能开了某种风气，”他最终评论道，“现在每个村子都会想要拥有一个洗衣房了。是谁帮你们设计的——告诉你们如何布置洗衣槽之类？”

“我们自己想出来的，”她说，“她们很清楚自己的需求。”

他们沿着河边漫步。这条流入大海的河宽半英里，棕色的河水浑浊不堪。她一边走，一边告诉他那位澳大利亚人的故事，因为她现在可以安心自如地谈论这个话题了。她告诉他事情的经过。“他的名字叫乔·哈曼，”她说，“来自爱丽丝斯普林斯附近某地。我希望能再次联系上他。您认为我有可能在新加坡发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吗？”

他摇摇头。“我认为没有。既然东南亚司令部已经解散了，我想现在无法在新加坡找到任何战俘记录。”

“那要怎样才能找到他的消息？”

“你说他是一个澳大利亚人？”

她点点头。

“我想你必须写信到堪培拉，”他说，“那里应该有所有战俘的记录。我猜你并没有碰巧知道他的分队编号？”

她摇摇头。“恐怕没有。”

“嗯，当然了，这会让事情变得很困难——可能会有好几个乔·哈曼。我先写信给陆军部长——他们就这么称呼他，陆军部的头儿。收件人就写陆军部长，堪培拉，澳大利亚，可能会找到一点线索。我想，你是想要一个他能收到信的地址？”

琴凝视着河对岸的橡胶树和椰子树。“我想是的。事实上，我大概知道这个地址。他战前在一个名叫沃拉华的牛场工作，在爱丽丝斯普林斯附近。他说那里会为他保留职位。”

“既然如此，”他说，“我应该写信去那儿。比起堪培拉，写信去沃拉华找到他的机会更大。”

“我觉得那样做比较好，”她慢慢地说，“我很想再见到他。您也知道，全是因为我们，他才会身受重创……”

她本打算回新加坡等一艘回国的船。如果要等很久才能有便宜的船票，她打算在新加坡找工作，干上几周或者几个月。马来航空第二天会经停哥打巴鲁，它的空中列车将经停关丹飞往新加坡。当天晚上，她饭后又去找威尔逊-海斯谈话，听取他的建议。

“如果我在关丹逗留一天，您认为我能找到酒店之类的吗？”她问。

他慈祥地看着她。“你想回关丹？”他问。

“我想是的，”她说，“我想去关丹的医院，试试看能不能从医院员工的口里问出一点线索。”

他说：“你最好住在大卫和乔伊丝·包文夫妇家里。包文是地区委员，他会很乐意为你安排住宿的。”

“我不想打扰别人，”她说，“我不能住在那里的招待所什么的吗？毕竟我对这个国家很熟悉。”

“那正是包文将会很乐意接待你的原因，”他说，“你一定要意识到你在这个地区是非常出名的人。如果你住招待所的话，他会非常失望的。”

她惊讶地望着他：“人们真的这样看我吗？我只是做了任何一个人都会做的事情。”

“也许是那样的，”他说，“但关键是，你确实这么做了。”

她第二天坐飞机南下关丹。肯定有人把她的故事告诉了机组成员，因为起飞后半小时，马来空姐走到她跟前对她说：“佩吉特小姐，我们马上要飞经瓜拉德朗，菲尔比机长想知道您是否愿意到驾驶舱来看一眼。”于是她走向机头，穿过驾驶舱门，站在飞行员中间。他们把空中列车下降到大约七百英尺高，在村子上空盘旋。她能看到那口井和洗衣房的新聂帕榈屋顶，也能看到人们站在那里仰头盯着这架飞机看，法缇玛、祖贝达和马特·阿明。然后飞机直线上升，继续沿着海岸南下，瓜拉德朗被抛在了后面。

包文夫妇在位于关丹市外十英里的机场迎接她。威尔逊-海斯当天上午通过无线电通知了他们琴的造访。他们是一对友好朴素的夫妇。她和他们坐在地区委员住宅里聊天，那正是渚蒲大尉从前常常坐着喝咖啡的地方。她毫无困难地向他们简述了那位澳洲士兵惨遭折磨的故事。他们说现在医院由弗罗斯特护士长负责，但他们怀疑现在是否还有1942年就已经在那里工作的老员工。他们喝完茶后就开车去找弗罗斯特护士长。

弗罗斯特护士长在护士长室接待了他们。护士长室卫生清洁，弥漫着一股强烈的消毒水味儿。她是一个年纪四十上下的英国女人。“这里没有那个时候的老员工，”她说，“护士在这样的地方——她们总是为了结婚而离职。我们从来没有办法把她们留在这里超过两年。我不知道可以给你们提供什么线索。”

包文说：“菲利斯·威廉姆斯呢？她从前是这里的护士吧？”

“哦，她，”护士长轻蔑地说，“战争爆发的时候她在这里工作，直到她嫁给那个男人。她可能会知道点儿什么。”

他们离开医院，开车去找菲利斯·威廉姆斯。途中包文太太告诉琴这个人的身世。“她是一个欧亚混血儿，”她说，“很黑，差不多就跟马来人一样黑。她和一个叫林本泰的中国人结了婚，那人是开电影院的。那就是人们所谓的异族通婚，不过他们好像相处得不错。当然了，她是天主教徒。”琴终其一生都没能搞懂这个“当然了”是什么意思。

林本泰夫妇住在山上一栋摇摇晃晃的木房子里，从那里可以俯瞰海港。他们无法把车开到房子跟前，就把它留在路中间，沿着一条遍地垃圾的短路走上去。菲利斯·威廉姆斯太太在家接待了他们。她是一个满脸喜悦的棕色皮肤女人，带着四个小孩儿，很明显第五个也快要出世了。她看见他们很高兴，把他们带进一间简陋的会客室，那里主要的装饰品是一套锡镴啤酒杯和一幅石印油画，上面画着长袍加身的国王和女王。

她的英语说得非常好。“噢，是的，我记得那个可怜的家伙，”她说，“乔·哈曼，他是叫这个名字。我看护了他有三到四个月——他进来时确实伤得很严重。我们没有人以为他能活下来，但他挺过来了。他之前肯定非常健壮，因为他肌肉的恢复情况好得惊人。他说他就像一条狗。他康复得太好了。”

她转向琴。“您就是那位带领那群来自帕农的妇女和孩子渡过难关的女士？”她问，“我猜肯定是。真想不到您又回来了！他一直惦记着您和您的同伴，希望有人能告诉他你们后来去哪儿了。当然了，我们不知道，而且渚蒲大尉对这件事情又那么敏感，哪有人敢四周围打探你们的消息？”

她转向琴。“我忘记您的名字了。”

“佩吉特。琴·佩吉特。”

这位欧亚混血儿一脸困惑。“不是这个名字。难道他提到的是另一个人？我记不起来他是怎样称呼她的了，但不是这个名字。我原来还以为他说的是您呢。”

“弗里思太太？”

她摇摇头。“过一会儿我就会想起来了。”

她所知道的比琴多不了多少。澳大利亚人刚刚康复到能够旅行，就被送往南方新加坡的战俘营。她们从此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她们想他最后肯定完全康复了，虽然，即使最终他背上的肌肉能恢复力量，也要等上好几年。她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了。

他们不久就告辞了，顺着那条满是垃圾的小道往下走去开车。差不多走到山脚的时候，那个女人从阳台叫住了他们。“我刚想起来那个名字。土著太太。那就是他从不离口的名字，土著太太。那是你们中的一员吗？”

琴笑着向她喊回去：“他过去就是那样叫我的！”

那个女人感到很满意。“我就说他总挂在嘴边的人肯定就是您。”

在开车回地区委员住宅的路上，他们经过那个游乐场。网球场上的网不知道什么时候安好了，几对夫妇正在打网球，还有一个年轻的白人小伙儿在和一个棕色皮肤的女孩儿一起打。琴又看见那棵俯视网球场的树，树下有两个马来妇女坐在那块曾经浸满了鲜血的地上。在她们头顶上方，就是那个男人曾经的受难处。她们在闲话家常，孩子在周围嬉戏。在晚上柔和的灯光下，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安详。

琴当天晚上住在包文家中，第二天继续坐空中列车前往新加坡。按照威尔逊-海斯的建议，她就住在大教堂对面的阿德尔菲旅馆。

几天后她从那里给我写信。那封信很长，大约有八页，用钢笔写成。在那个潮湿的地方，她写信时手上出的汗弄污了一些字迹。她首先告诉我在瓜拉德朗发生的事情，挖井队的故事和乔·哈曼仍然活着的消息。然后她继续写道：

我正苦恼于不知道怎样才能跟他再次联系上。您也知道，他遭到毒打完全是因为我们的缘故。他为我们去偷鸡时，肯定知道渚蒲大尉是个什么样的人，也知道自己在冒着多么可怕的危险。我一定要弄清楚他现在住在什么地方，是否安好。我无法相信他在受了那么严重的伤之后，还能做骑马放牧的工作。我想，如果他健康无事，就总能福星高照，逢凶化吉。但我无法承受他也许还躺在医院里的想法，并且他也许，甚至很可能因为受伤太重而要在那里度过余生。

我确实有想过写信给他，寄到他跟我提到过的沃拉华，他工作的牛场，在爱丽丝斯普林斯附近。但仔细想想，如果他丧失了劳动能力，为什么还要回去那里呢？我永远都不会从那样一个地方收到回信，反正短时间内不会。我想过写信到堪培拉去，尝试找到一点线索，但也应该不会得到更理想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我做了一个决定，这也是我给你写这封信的初衷，诺尔。我希望这个决定不会使你太震惊：我要从这里去澳大利亚。

请不要因此认为我彻头彻尾地疯了。从这里坐星宿号到达尔文需要花六十英镑。从达尔文可以坐公共汽车到爱丽丝斯普林斯，大概要花两到三天时间，不过比坐飞机便宜很多。结完这里酒店的账后，我还剩下大约一百零七英镑，不包括下个月的收入。我想我可以从爱丽丝斯普林斯去这个叫沃拉华的地方，找到一些关于他的消息。那个地区肯定有人知道他的遭遇和行踪。

我在这里认识了一些海上贸易官员，都是非常友好的年轻男士。他们告诉我，我应该能在澳大利亚东海岸昆士兰的汤斯维尔找到一艘商船回英国。如果汤斯维尔没有船，到布里斯班就一定有。我跟莱佛士坊渣打银行的一位先生谈过，他非常热心，我请他将我下个月的钱汇入爱丽丝斯普林斯的新南威尔士银行，这样我就有钱横跨澳大利亚去汤斯维尔或者布里斯班了。请你费心为我写一封信到爱丽丝斯普林斯的新南威尔士银行，因为我抵达那里时将深感故乡迢递。

我将会在本周四坐星宿号离开此地，所以当你收到这封信时，我大约已经到达澳大利亚某地。我感觉我对你来讲肯定是个绝顶可恶的麻烦鬼，诺尔，但我回家后有一大堆话要跟你说。我想从汤斯维尔或者布里斯班回家的旅程顶多不会超过三个月，所以我无论如何都能赶得上回英国过圣诞。

我坐在那里反复读这封信，感到深深的失望。我想我一直在计划着等她回来后带她到处玩——实际上我都计划好了。上了年纪的人，过着一种多少有点空虚无聊的生活，在那种事情上面常常会变得非常愚蠢。在我第三次读这封信的时候，列斯特·罗宾逊拿着一捆文件走进我办公室。“我的佩吉特姑娘，”我说，“你知道——她继承的就是麦法登先生托管给我们的那笔遗产。她完全不打算回家，而要从马来亚继续去澳大利亚。”

他扫了我一眼。我想我的眼光流露出失望之情，因为他温和地说：“我告诉过你，她的年龄大得足以给我们制造一大堆麻烦。”我迅速抬起头来望着他，想知道他说那句话的意思，但他开始谈论科尔切斯特的一条私家路，那一刻就这么晃过去了。

我继续工作，但糟糕的情绪一直萦绕不去，直至晚上去到俱乐部时依然没有好转。晚饭后，我安静地坐在图书馆里读一卷贺拉斯，因为我想，读拉丁文所需的大脑活动可以把烦心事从脑子中清除出去，让心情变好。但是，我想我已经忘记了我的贺拉斯，因为那几行诗，过去四十年里不曾读过也不曾想起过的，现在仿佛从书页上凝视着我，把我弄得晕头转向：

在那里

我将爱上我的莱拉姬

她柔声细语，笑容甜美

这几行诗曾经是我青春的一部分，我想对于许多谈过恋爱的年轻男士来说，它们同样地刻骨铭心。读完它们之后我无法忍受继续读贺拉斯，我坐在那里，想着我的莱拉姬，她的柔声细语和甜美笑容。她此刻正坐在长途公共汽车里，在去爱丽丝斯普林斯的路上，直到我猛然打破这种病态的幻想，起身把书放回书架上。

肯定过了有一个星期之后，有一天，我刚送走一个客户，德里克·哈里斯就走进我的房间。德里克是我们事务所两个学徒办事员之一，是个一脸稚气的小伙子，很讨人喜欢，我希望有一天能把他提拔为合伙人。他说：“先生，请问您能抽出几分钟来见一位陌生人吗？”

“怎样的陌生人？”我问。

他说：“一个叫作哈曼的人。他大约一个小时之前到达，请求见您，但没有预约。冈宁律师问，既然您没有空，我是否可以替您见见他，我就和他聊了一会儿，但他想见的是您。我了解到那跟佩吉特小姐的事情有关系。”

我现在想起来从前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个名字了，但那真是难以置信。我问：“是一位怎样的男士？”

他咧开嘴笑道：“我想是个殖民地居民吧，很可能是澳大利亚人。总之看起来像是在户外工作的。”

“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吗？”

“哦，我想是的，先生。我想他大概是个乡下人。”

开始对得上号了。但是，一个澳大利亚牧工居然能找到我在赞善里的办公室来，还是令人非常难以置信。“他是碰巧叫作约瑟夫吗？”我问道。

“您认识他，是不是，先生？乔·哈曼。我要叫他上来吗？”

我点点头。“我现在就见他。”哈里斯下楼去接他，我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灰色的街道，一边思考这个拜访意味着什么，将如何改变这一切的走向，以及我可以把我客户的多少信息透露给他。

哈里斯把他带进来，我转身迎接他。

他是一个金发男人，大约五英尺十英寸高，身材矮壮，但不胖。我猜他三十到三十五岁。他的脸被晒成深棕色，但皮肤光滑，有一双湛蓝的眼睛。他谈不上英俊，脸太方正了些，但看上去却单纯温厚。他以一种古怪的僵硬步姿走向我。

我和他握手。“哈曼先生？”我说，“我是斯特拉坎。您想见我吗？”说话的时候，我无法抑制冲动，低头看他的手。在他手背上有一个巨大的疤痕。

他有点笨拙地说：“我不想占用您太多时间。”他局促不安，一脸窘迫。

“没关系，”我说，“请坐，哈曼先生。请告诉我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我请他坐在桌子前面的客户椅里，给他一根香烟。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装着蜡梗火柴的铁盒，那种风格对我而言非常陌生。他娴熟地用拇指指甲划燃一根，也没有烧到自己。他穿着一套很新的成衣西服，花里胡哨的领带在伦敦显得相当扎眼。

“我想问问您，能不能请您告诉我关于琴·佩吉特小姐的一些消息，”他说，“她住在哪里之类的。”

我微微一笑。“佩吉特小姐是我的客户，哈曼先生，”我说，“您显然知道。但客户信息是绝对保密的。您是她的朋友吗？”

这个问题似乎使他更加窘迫了。“差不多吧，”他回答说，“我们在战争时期见过一次面，在马来亚。哦，对了，我想我应该先做自我介绍。我是昆士兰人，在海湾地区经营一个牛场，大约离威尔斯镇二十英里远。”他说起话来慢悠悠懒洋洋的，似乎平时就这样说话，非因窘迫。“我的意思是，我的牧场住宅离威尔斯镇有二十英里远，但牛场的地界沿着小溪向南延伸，距离威尔斯镇只有五英里。我的牛场名叫米德赫斯特，地址是威尔斯镇米德赫斯特。”

我在便笺上记下来，再次向他微笑。“哈曼先生，您可是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呢。”我说。

“太对了，”他回答，“我在英国没有认识的人，除了佩吉特小姐和一个在战俘营认识的哥们儿，他住在英格兰北部一个叫作盖茨黑德的地方。您可以说我是来这里度假的，我想佩吉特小姐听到我在英国大概也会很高兴，但我不知道她的地址。”

“来这里度假是不是太远了一些啊？”我说。

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我中奖了。中了‘珍宝盒’。”

“珍宝盒？”

“黄金珍宝盒。这里没有吗？”

我摇摇头。“恐怕我没有听过。”

“哦，老天，”他说，“在昆士兰，没有珍宝盒我们就活不下去。那是州彩票，筹集到的资金用来修建医院。”

“原来如此，”我说，“您中了彩票？”

“哦，老天，”他重复道，“我中了彩票？我赢了一千镑——当然不是英镑，但那也是我们的一千镑。我总是像其他人一样每期都买，因为即使你赢不了奖，你也会有一个医院，有些时候那可能更有用。您一定要去看看珍宝盒在威尔斯镇修建的那家医院，有三个病房，每个病房里有两张床，还有两个护士室和一个给医生用的独立屋子。只是我们现在还请不到医生，因为威尔斯镇有一点偏僻。我们有一台X光机，还有无线电，这样护士就可以呼叫‘凯恩斯救护车’——那架飞机。我们没有珍宝盒真不行。”

我不得不说我对此有点感兴趣了。“飞机也是珍宝盒花钱买的吗？”

他摇摇头。“每个家庭每年付七磅十分给‘凯恩斯救护车’，如果生病了，必须到凯恩斯去，护士就会用无线电呼叫在凯恩斯的工作人员，飞机就过来把你送去凯恩斯的医院。那是免费的，但你必须每年交七磅十分。”

“你们离凯恩斯有多远？”

“大约三百英里。”

我把话题转回手头事务上。“请告诉我，哈曼先生，”我说，“您怎么知道我是佩吉特小姐的律师？”

“我们在马来亚认识的时候，她告诉我她住在南安普敦，”他说，“我不知道任何地址，所以去了南安普顿，住在旅馆里，因为我想如果她知道我在英国，她会感到高兴的。我以前从未见过曾被轰炸的城市——哦，老天。嗯，然后我查询电话号簿，问了很多人，但我找不到任何她的消息，除了她有一位住在威尔士的姑姑，在一个叫作科尔温贝的地方。于是我就去了科尔温贝。”

“您直接去的科尔温贝？”

他点点头。“我想她的姑姑认为我是个骗子，”他坦白地说，“不肯告诉我地址或者任何其他消息，只说您是她的托管人。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于是我就来到这里。”

“您什么时候到的英国？”我问。

“上周四。五天前。”

“您在南安普顿上的岸？”

他摇摇头。“我从澳大利亚坐澳航的飞机来的。您瞧，我找到一个很好的牧工替我照料米德赫斯特，但离开太久的话我也受不了。吉姆·伦农可以看一段时间，但我不想离开米德赫斯特超过三个月。您瞧，现在在海湾地区是闲季。我们今年等到合适的季节，三月集合，四月把牲口赶到南边的朱利亚克利克——在铁轨末端。我有大约一千四百头牲口要送到罗克汉普顿去育肥。嗯，把它们送上火车后，我就要回到米德赫斯特，因为我请了一个施工队在那里钻孔。我让斯皮尔斯太太——她是米德赫斯特的业主——我让她同意我们在杨柳河放下一个钻头，大概离牧场住宅东南二十英里，这样旱季的时候就可以从河里抽水了。我们有一个很棒的钻头，我们真的有。大概每天能抽三万加仑，能大大改善我们的供水。嗯，三周前我才把钻孔的工程安排好。我必须最晚十月底回到米德赫斯特收回那些牲口，赶在圣诞节的雨季开始之前。所以我想，要趁这个假期过来的话，最好坐飞机。”

我想，坐飞机来英国肯定花掉了他大部分奖金。“这么说，您是在伦敦下的飞机，然后直接南下去了南安普敦？”

“没错。”他说。

“然后您又北上北威尔士，再从北威尔士回伦敦？”

“没错。”

我看着他的眼睛，微微一笑。“您肯定非常想见佩吉特小姐。”

他迎着我的目光。“我是很想见她。”

我靠回椅子上。“恐怕我要告诉您一个令人失望的消息，哈曼先生。佩吉特小姐出国了。”

他低头盯着他的帽子。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她去了很远的地方吗？”他问，“我的意思是，如果她去了法国之类的，我可以去找她。”

我摇摇头。“她正在东方旅行。”

他轻轻地说：“我知道了……”

我对这位男士的喜爱和尊敬之情油然而生。毫无疑问，为了找琴·佩吉特，他走了大约一万两千英里，却扑了个空。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至少会抱怨一下运气不佳，但他却安然接受。我觉得自己需要一点时间来考虑这件事情。

“我能帮您的，”我说，“顶多就是把您的信转交给她。如果您希望给她写一封信，我可以通过航空邮件寄给她。但恐怕您要等大约一个月才能收到回信。”

他喜笑颜开。“那太好了。我想都没想过，走了这么远的路来到这里，却发现她去‘丛林流浪’了。”

他想了一会儿。“我应该在信上写什么地址？”

“我不能把客户的地址给您，哈曼先生，”我说，“我建议您给她写一封信，明天早上带过来给我。我会附上一个简短的说明，告诉她我是怎样得到这封信的。如果她想见您，就会亲自跟您联系。”

“您认为她会不想见我吗？”他沉重地说。

我微微一笑。“我没有那样说，哈曼先生。我敢肯定，如果她听说您到英国来找她，她会给您写信的。我要说的是，我需要考虑她的利益，不管是谁来到这个办公室并希望得到她的地址，都不会如愿。”我顿了顿，“有一件事情您最好知道，”我说，“佩吉特小姐是一位非常富有的女士。身家丰厚的女士们往往容易被骗子缠上。我不是说您是骗子，或者您在追逐她的金钱，我说的是您必须先给她写信，让她决定是否愿意见您。如果您是她的朋友，您会发现这样做合情合理。”

他睁大眼睛看着我。“我从来没听说过她有钱。她告诉我她只是在办公室工作的打字员。”

“是这样没错，”我说，“但她最近继承了一笔钱。”

他陷入了沉默。

“明天早上我会在这里等您，哈曼先生。”我说，扫了一眼我的预约日志，“明天上午十二点如何？请您给她写信，畅所欲言，并把信带过来。明天晚上我就会把信转寄给她。”

“好的。”他说。他站起来，我也随着起身。“您晚上住在哪里呢，哈曼先生？”我问。

“金域皇宫酒店。”

“好的，哈曼先生，”我说，“明天上午十二点见。”

那晚我几乎整晚都在想，拒绝把地址告诉乔·哈曼是不是做对了。我满心后悔地想，琴如果知道我这么做肯定会勃然大怒，尤其是当她正满澳大利亚找他的时候。同时我又想道，我的所作所为并不会耽误他的信送到她手上的时间，而且也没有理由现在就把她所有的底细和盘托出。一件使我有点困惑的事情是，为什么他突然在六年后想起来要再见琴一面呢？似乎有必要问他几个问题以弄清楚此事。我准备等他带着信来见我的时候，对他进行一次小小的审讯。

第二天上午十二点的时候，他并没有出现。一直等到一点钟，他还没来，我就去吃午饭了。

三点的时候我有一点着急了。主动权落到了他手里。如果他人间蒸发，再也不来见我，琴·佩吉特将理直气壮地对我大发雷霆。在等待客户的间歇，我打电话去金域皇宫酒店，请求和乔·哈曼先生通话。酒店答复说哈曼先生早饭后就外出了，并未在前台留下任何口信。我给他留了一条信息，请他回到酒店后马上与我电话联系。

他一整天都没有打电话给我。

那天晚上十点半的时候，我再次打电话去酒店，但酒店说哈曼先生不在。

第二天早上八点，我再次致电酒店。酒店说哈曼先生没有退房，行李还在房间里，但他昨天晚上也没有回去睡觉。

我一进办公室，马上叫来德里克·哈里斯。“哈里斯，”我说，“我想请你试着找一下那个叫哈曼的男人。他是一个澳大利亚人。”我向他简要说明了情况。“我会再尝试给酒店打电话，如果你扑了空，请给附近各个治安法庭打电话。”

三刻钟后他回来了。“您太有先见之明了，”他说，“他今天早上将因醉酒闹事在弓街接受审讯，昨晚他被关在监狱里。”

“他是佩吉特小姐的朋友。”我说，“哈里斯，赶紧去弓街，告诉他你是谁。他在哪个治安法庭接受审讯？”

“奥莱法官那里。”

我看了一眼手表。“现在马上去。陪着他，如果他没有钱，你就替他付罚款。完事后给我打个电话。如果没有其他意外情况，带他坐出租车到我公寓来，我在那里等你们。”

那天我桌上并没有不能推迟处理或者由列斯特帮我处理的文件。我及时赶回公寓，趁保姆还没走，让她把空房间的床铺好。我告诉她我需要在公寓里吃三四顿饭，并给她钱让她去买任何能找到的非配给粮食。

半小时后哈里斯和哈曼一起回来了。澳大利亚人的衣服邋里邋遢的。在监狱里待了一个晚上后，他精神很好，也很清醒，但他丢了一只鞋、一个纽扣和帽子。我到大堂去迎接他。“早安，哈曼先生，”我说，“我想也许您更愿意先来这里把自己收拾干净。您最好不要以这副尊容回酒店。”

他看着我的眼睛。“我一直在喝格罗格酒。”他说。

“看出来了。如果您想洗澡的话，水已经烧好。浴室里还有一个剃须刀。”我带他熟悉了房子的布局。“您可以用这个房间。”我上下打量他，笑道，“我会给您找一件干净的衬衣。您可以试穿我的鞋，如果它们太小，我就让人送一双大点的过来。”

他摇摇头。“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这么照顾我。我会没事儿的。”

“如果您洗个澡，好好刮刮胡子，那样会更好。”我说，“如果我让佩吉特小姐的朋友就这样邋里邋遢地在大街上招摇过市，她是不会原谅我的。”

他好奇地望着我，但我离开他回到起居室。哈里斯正在那里等我。“谢谢，德里克，”我说，“罚了一笔钱吧？”

“五十先令，”他说，“我先垫付了。”

我把钱给他。“他是不是已经身无分文了？”

“他有四英镑四便士半，”他回答，“他想他还有七十英镑，但不确定。”

“他好像并不担心钱的事情。”我说。

他笑道：“我也这么觉得。他好像对自己的财产状况非常乐观。”

我让哈里斯先回办公室。哈曼洗澡的时候，我在桌子前坐下来写了几封信。不久他走进起居室，看起来有点害羞，我又一次注意到他那奇怪僵硬的步姿。“我不知道可以说什么，”他拖着慢悠悠的腔调说，“和我一起的家伙把我身上所有钱都拿走了，所以哈里斯先生不得不帮我交罚款。但我还有一点钱。我有一个叫作信用证的东西，是布里斯班的银行开给我的。我可以凭信用证取钱还给他。”

“没关系的。”我说，“你吃早饭了吗？”

“没有。”

“想不想吃一点？”

“嗯，我不知道。也许我可以回酒店找点东西吃。”

“不必这样，”我说，“我的保姆还没走，她可以给你做点早饭。”我出去吩咐保姆做早饭，回来时发现他站在窗前。

“你没有带着信回办公室找我。”我说。

“我改变主意了，”他说，“我决定作罢。”

“作罢？”

“没错，”他说，“我什么信都不会写。”

“那似乎太遗憾了。”我轻轻地说。

“也许吧。我很仔细地考虑过了，我什么信都不会写。我决定了。那就是我没如约回去的原因。”

“随你所愿。”我说，“也许等你吃完早饭后，会愿意跟我更详细地谈谈你的决定。”

我打发他去吃早饭，然后继续写我的信。保姆把早饭带到饭厅，他就在那里吃。一刻钟后，他回起居室找我。

“我最好现在就走。”他窘迫地说，“我可不可以今天晚些时候再回来，把鞋子还给保姆？”

我站起来，给他一根香烟。“在你离开之前，能不能让我更好地了解一下你呢？”我问，“是这样的，我过一两天就会给佩吉特小姐写信，她肯定想知道关于你的一切。”

他拿着香烟看着我。“您要写信告诉她我来过这里？”

“当然了。”

他默默站了一会儿，然后用他慢悠悠的昆士兰腔调说：“您最好把这件事给忘了吧，斯特拉坎先生。别跟她提起我。”

我划了一根火柴，替他点着香烟。“是不是因为我跟你提到的那笔遗产？”

“您是指，因为她变富有了？”

“是的。”

他咧嘴一笑。“我不会介意她富有，就像任何其他男人一样。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威尔斯镇。”

当然了，这句话对我而言比希腊文还要难懂。我说：“乔，坐几分钟，跟我说几句话，对你而言又没有什么损失。”我叫他乔，因为我想那也许可以使他放松下来。

“我不知道有什么可以跟您说的。”他不好意思地说。

“无论如何，请先坐下。”我想了一会儿，然后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和佩吉特小姐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战争期间？”

“没错。”他说。

“那是在马来亚，你们都是战俘的时候？”

“没错。”

“1942年的某个时候？”

“没错。”

“从此之后，你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也没有给她写过信？”

“没错。”

“嗯，我弄不明白的就是这个，”我说，“为什么你现在突然这么渴望见她？毕竟你最后一次跟她见面已经是六年前了。为什么现在突然这么着急要想跟她取得联系呢？”我的脑海中仍然有个模糊的想法：他可能偶尔听到她现在很有钱。

他抬起头来看着我，咧嘴笑道：“我之前以为她已经结婚了。”

我盯着他看。“我知道了……你什么时候发现她单身的？”

“我今年五月才刚知道的。我在朱利亚克里克碰见一个飞行员，当时正是他开飞机送她从马来亚一个叫作哥打巴鲁的地方离开。”

他在吉姆·伦农和两个土著骑马放牧人的帮助下，赶着他的一千四百头牛从米德赫斯特牛场南下到朱利亚克里克。取道诺曼河、萨克斯比河和弗林德斯河的话，从米德赫斯特到朱利亚克里克大概要走三百英里。他们三月底离开米德赫斯特，每天赶着牛群走大约十英里，5月3日到达朱利亚克里克的火车始发站。牲口被关进火车站的畜栏，他们花了差不多三天时间把它们赶上火车。

在此期间，吉姆和乔住在朱利亚克里克的邮局旅店。当时天气酷热，他们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把牛赶上火车。他们一休息就站在旅店的酒吧里海喝冰镇澳大利亚淡啤酒——人们因干重体力活而挥汗如雨时，喝这种啤酒对身体没有坏处。一天晚上，他们站着喝啤酒时，两位制服笔挺的男士走进酒吧，叫了好几巡啤酒。他们是跨澳大利亚航空公司空中列车的飞行员，那天晚上因为飞机右舷漏油，停宿在朱利亚克里克。

哈曼恰好坐在机长旁边。他头戴原本属于美国军队的一顶绿色麻太阳帽，穿一件棉汗衫和一条脏兮兮的卡其短裤，光脚穿着靴子。他的外表和这位整洁的飞行员形成奇怪的对比，但飞行员对内地风气早已见怪不怪。他们开始谈论战争的话题，很快就发现大家都曾经在马来亚服役。乔让飞行员看他的伤疤，飞行员饶有兴味地察看一番。他告诉他们自己曾经被钉起来毒打，他们给他叫了一瓶格罗格酒。

“在我所见所闻中最有趣的，”不久机长说，“就是一群女人和孩子，他们从未进入战俘营。他们战争期间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个马来村庄的稻田里劳作。”

乔很快地说：“在马来亚什么地方？我认识那群人。”

飞行员说：“在关丹和哥打巴鲁中间某个地方。我们回去的时候，他们已经被卡车送到哥打巴鲁，我开飞机把他们送到新加坡。他们都是英国人，但看起来就跟马来人一模一样。所有女人都穿着当地衣服，晒得跟周围的人一样黑。”

乔说：“那群人里面有没有一个佩吉特太太？”对他而言，顶重要的是知道琴是否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

飞行员说：“有一位佩吉特小姐。她真是一个好女孩儿，是他们的首领。”

乔说：“太太。一个黑头发少妇，带着一个婴儿。”

飞行员说：“是的——一个黑头发女孩。她带着一个四岁左右的小男孩儿，但不是她的孩子。那孩子的母亲去世了，也是她的同伴。我知道这一点，因为她是唯一一个未婚姑娘，是他们的首领。战前她只是在吉隆坡工作的打字员。琴·佩吉特小姐。”

乔睁大眼睛看着他：“我以为她已经嫁人了。”

“她没有结婚。我知道她没有，因为日本人把结婚戒指都没收了，所以她们把自己分得很清楚。她们都被叫作这个太太那个太太的，除了这个姑娘之外，她是琴·佩吉特小姐。”

“那就对了，”牧工慢慢地说，“她是叫琴。”

过了一会儿，他从酒吧出来到门廊上，站着仰望星空。不久他离开酒吧漫步走向畜栏，找到一扇门倚着，在夜色中站了很久，把所有和琴有关的事情细细思考了一遍。那天早上在我伦敦的公寓里，他向我透露了一点他思考的内容。

“她是个了不起的姑娘，”他坦白地说，“我要结婚的话就找她那样的。”

我微微一笑。“我明白了。”我说，“那就是你来英国的原因？”

“没错。”他坦率地说。他跟吉姆和土著木工一起骑马回米德赫斯特，牵着走成一队的十五匹驮马，花了大约十天时间。自从他们二月在牛场集合，已经差不多在马鞍上连续度过了三个月。“我还要回去处理钻头的事，”他说，“我原来跟斯皮尔斯太太强调过，在钻头完工之前我走不了，但我食言了，找个周三去了凯恩斯，和约翰·达菲一起坐‘勤务机’去的，”——后来我知道了那是指每周一次的空中列车航空邮件服务——“并从那里南下布里斯班，然后从布里斯班来这儿。”

“那黄金珍宝盒呢？”我问。

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没有跟您说实话。我确实赢了一次珍宝盒，但不是今年。那是1946年的事情，我回到昆士兰的第二年。正如我之前说的，我当时赢了一千镑。”

“原来如此，”我说，“你没把奖金花掉？”

他摇摇头。“我把它存起来了，也许有一天我要买一个自己的牛场，或者做牛的买卖，或者别的什么。”

“你觉得现在你还剩下多少钱？”

他说：“信用证上还有五百澳大利亚镑，我想那就是我全副身家了，大概有四百英镑吧。当然了，我当经理的工资每个月都会打入威尔斯镇的银行里。”

我坐着默默抽了会儿烟。我无法不为这个男人感到心疼。自从他六年前遇见琴之后，就一直把她放在心里，希望找到一个带着她一点影子的人。当他听说她还没结婚的时候，就把所有那么一点储蓄全部取出，不惜代价急急忙忙飞越半个世界到英国来，希望能找到她，并发现她仍是单身。那是一个赌徒的行为，但他整个人生很可能都是由赌博构成的，在内地很难不是如此。显然，如果他的钱能够为他换来一个和琴·佩吉特结婚的机会，他是完全不会在意这点钱的。

想到她此时此刻正在他的国家四处奔走寻找他的踪迹，真是让人觉得很讽刺。我觉得我还未准备好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我仍然不能理解，为什么你放弃了给佩吉特小姐写信的念头。”我最后说，“你好像提到了威尔斯镇。”

“是的。”他顿了顿，然后拖着他那种慢腾腾的腔调说，“我跟您告别后，想了很多，斯特拉坎先生。也许我真应该先把这件事情考虑清楚再离开米德赫斯特。我告诉过您，我从来没有过不跟有钱姑娘结婚的夸张想法。如果是合适的姑娘，她要有钱的话，我会像其他男人一样高兴得要死。但还有比这重要得多的事情。”

他又停顿了一下。“我来自内地，”他慢慢地说，“只会经营牛场，内地的牛场就是我的归宿。我无法在像布里斯班或者悉尼那样的大城市里生活。我甚至都没有办法在凯恩斯生活很久。而且，城市里也没有我可以干的工作。我从小就住在牛场上，没有念过多少书。我不是说我挣不了钱，在经营牛场方面，我可以比大部分牧工干得好，似乎在卖牛方面我也做得不赖。我希望有一天能拥有自己的牛场，很多牛场主都能挣到五万镑身家。但如果我想取得如此成绩，就必须留在内地做我拿手的事情。斯特拉坎先生，我想告诉您，内地对于女人来讲实在是糟糕透顶。”

“怎么讲？”我轻轻问道。我们真的在开始认真考虑某些问题了。

他有点挖苦地笑了。“拿威尔斯镇做例子吧。那里收不到任何广播电台，只有发自布里斯班的短波，还老被静电干扰。没有卖新鲜蔬菜和水果的商店，护士说这就是很多老人家患上糙皮病的原因；也没有新鲜牛奶和成衣店。女人可以逛的地方只有卖干豆子、杰伊斯液之类的比尔·邓肯商店。在威尔斯镇吃不到冰淇淋，没有可以让女人买到报纸、杂志或者书的地方，也没有医生，因为没有医生愿意到威尔斯镇来。没有电话。没有游泳池让女孩们穿得漂漂亮亮地坐在边上嬉戏，虽然那里很热，哦，老天。也没有其他年轻女士。我相信那个地区十七到四十岁之间的女士不超过五个人。她们一旦到了能离家的年纪，就背井离乡到城市去。你可以坐飞机去凯恩斯买点东西，但机票很贵，要不然就开四天吉普车去，完了你会发现吉普车的轮子全部都要换掉。”他顿了顿，“对男士来讲，那是一个生活和工作的好地方，能赚很多钱，但对女士来说那里实在是糟糕透顶。”

“我明白了，”我说，“是不是所有的内地小镇都那样？”

“大部分都是，”他说，“有一些镇会大一点，像克朗克里。当然了，它们好一些。但是，卡穆威尔、诺曼顿、伯克敦、克罗伊登和乔治敦——它们都跟威尔斯镇差不多。”他停下来思考了一会儿。“只有一个地方适合女人生活，”他说，“爱丽丝斯普林斯。爱丽丝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哦，老天。一个女孩可以在爱丽丝找到她任何想要的东西——两间电影院，卖各种商品的店铺，水果，冰淇淋，新鲜牛奶，埃迪·麦克莱恩的游泳池，那个地方有很多未婚姑娘和年轻的已婚少妇，还有漂亮的房子。爱丽丝是一个很棒的地方，”他说，“但它是独一无二的。”

“为什么呢？”我问，“是什么使得爱丽丝与众不同？”

他挠挠头。“我不知道，”他说，“我想只是因为它比其他地方大一些吧。”

我把这个问题抛开了。“你的意思是，即使你能令佩吉特小姐同意嫁给你，她也无法在威尔斯镇过上快乐的生活？”

他点点头。“是的，”他说，流露出痛苦的眼神，“好像一切都跟我在马来亚遇见她时不一样了。那时她是个一无所有的战俘，我也同样一无所有，所以我们还挺般配的。我一知道她有可能还是单身，就匆忙赶到这里，完全没有先停下来想想内地的情况。也许我有想过，但下意识地把她当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人，那样她在威尔斯镇也过得下去。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他哀求地看着我，“但来到英国后，我看到南安普敦，即使它已经遭受过轰炸和洗劫，那儿人们的生活方式还是与内地有天壤之别。我还来了伦敦，去过科尔温贝。当您告诉我她变得很富有时，我开始想象她的生活状态，她习以为常的那一类事情，就知道她不会适应威尔斯镇的生活。然后我就觉得自己行事太草率了。我从没听过有哪个从英国直接去内地的姑娘能适应的。对于一个有钱的姑娘来说，那只有更糟糕。”他顿了顿，向我咧嘴一笑，“所以我去喝格罗格酒了。”

现在，我觉得他去喝格罗格酒一事绝对无可厚非，但很遗憾这让他付出了七十英镑的代价。“是这样，乔，”我说，“我们需要再好好考虑一下这件事。我想我会写信告诉佩吉特小姐，我见过你。她以为你已经死了。”

他睁大眼睛。“那您知道我？”

“知道得不多。”我说，“我知道你为她偷过鸡，日本人把你钉起来毒打。她以为你死了。”

“我真是差不多死了。”他咧嘴笑着说，“她告诉您了，是不是？”

我点点头。“她为此事悲伤不已，”我轻轻地说，“你也不想让她继续悲伤下去吧？她认为那都是她的过错。”

“完全不是她的错，”他拖着那种慢悠悠的腔调说，“她告诉我不要自己把脖子伸出去让别人砍。我却不听劝阻，并为此付出了代价。完全不是她的错。”

“我想你应该写信给她。”我重复道。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没有说话。

“给她写信的话，我不知道到底可以说些什么。”他嘟囔道。

继续为这个问题伤脑筋是没有意义的，我放弃了。“是这样，乔，”我说，“花点时间好好想想。你必须最晚什么时候回到澳大利亚？”

“我如果不能在十月底之前回到牛场，斯皮尔斯太太就会谴责我。”他说，“我要遵守诺言。”

“这么说你还有两个半月的时间。”我说，“你的来程机票花了多少钱？”

“三百二十五磅。”他说。

“这么说你的信用证上还剩下五百镑？”

“没错。”

“你是想坐飞机回去呢，还是更愿意走海路？如果你想走海路，我可以帮你买到船票。我估计坐一艘不定期货船回去要花大概八十镑，但你必须尽快离开——大约两周之内。”

“我留在这里好像也没有什么意义了。”他有点疲倦地说，“她会不会在十月底前回到英国？”

“恐怕不会。”

“我最好坐船回去，把剩下的钱省下来。”

“我认为那很明智。”我说，“我会派下属替你买船票。在回国之前，你为什么不搬来这里住？欢迎你使用我的空房间，那会比你住酒店便宜一些。”

“我不会妨碍您吗？”

“一点儿也不。”我说，“我一天有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而且如果你喜欢住在这里的话，我会感到很高兴。”

他同意了。我问他，在伦敦短暂停留期间最想去看什么地方。他说想去看看哈默斯密斯区的金合欢路十九号，那是他父亲出生的地方。然后他想去看一次《缠人沼泽地》的现场演出。这个节目每次播出的时候，只要静电干扰不严重，他都会通过布里斯班的短波广播收听。（“爱丽丝有一个超棒的电台，”他充满渴望地说，“一个当地电台，就在镇上。”）他还想尽可能多见识良种马和良种牛。他对马具很感兴趣，但他不认为我们在这方面有什么可以教他的。

去哈默斯密斯的事情当然没有什么困难。我当天下午送他上了一辆公共汽车，然后去办公室处理昨天被我忽略的工作。除了来访客户之外，我还有很多事情要考虑。琴·佩吉特见到这位男士时，是否会选择和他结婚，完全是她的私事，但很可能她会这么做。不管别人认为这样一对夫妇般配与否，都无法否认乔·哈曼具有一些非常可靠的优点。他似乎吃苦耐劳，也很节俭——如果不计他为寻找心爱的姑娘花费巨资飞越半个世界一事，并且很可能创造成功的人生。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善良会使他成为一个好丈夫。

这件事情还有另外一面值得调查。无论她本人知情与否，琴·佩吉特是有澳大利亚血统的。她从未向我提及祖父詹士·麦法登，她很可能根本不会想起他。然而，正是因为他，她才有这么一大笔遗产可以继承，并且显然这笔钱是在他回家参加约克郡的定点越野赛马，并摔断脖子之前，在澳大利亚挣来的。稍微增加一点对詹士·麦法登的了解将会相当有趣。他的丰厚身家是否也是通过经营内地的牛场赚来的？他是不是恰好就是另外一个乔·哈曼？

那天下午，我让秘书给我找来麦法登的档案盒，在送走了最后一个客户后，我坐下来浏览了一遍里面的契据和遗嘱。我能找到的唯一线索就是詹士·麦法登在1903年9月18日立下的遗嘱，开头写道：“本人，詹士·尼尔森·麦法登，约克郡郊区柯比摩尔赛德镇罗德尔庄园，以及西澳大利亚霍尔斯克里克之主人，在此撤销此前一切遗嘱……”我当时对霍尔斯克里克一无所知，就先把这个名字记下来，用于进一步调查。当天的调查到此为止。

接下来我给马库斯·费尔尼打电话。他正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办公室里，我向他要一张《缠人沼泽地》的票。为了得到这张票，我不得不把乔·哈曼的事迹告诉他，因为它们似乎非常抢手。他马上回复要求乔·哈曼接受《城中一夜》节目的采访，我说我会见到乔并转告此消息，他便答应把票送过来。然后我继续打电话给老丹尼斯·弗兰普顿，他在汤顿附近有自己的牛场，养殖赫里福种食用纯种牛。我把乔·哈曼的愿望告诉他，他非常和蔼地邀请乔去他那里住几个晚上。

我大约七点回到公寓时，乔已经在那儿了。我之前安排好在公寓吃晚饭。他去过银行和旅馆，并把手提箱拿来了，放在空房间里。我问他是否找到了他父亲在哈默斯密斯的房子。

“我找到它了，”他说，“哦，老天。我找着了。”

“很糟糕吗？”

他咧嘴一笑。“‘糟糕’一词不足以形容它。我们在澳大利亚也有一些贫民窟，但没见过那么破陋的。老爸离开那里，千里迢迢跑到昆士兰，实在是再正确不过的选择了。”

我问他要不要喝一杯雪利酒，但他想喝啤酒。我去给他找来一瓶。“你父亲是什么时候离开这个国家的？”我问道。

“1904年，”他说，“他去了克朗克里的科布马车公司。那公司在汽车引进之前是经营公共马车的。他那时候肯定有十五岁了。一战时他和澳洲人在加利波利打仗。”

“他已经去世了，是不是？”

“是，”他说，“他是1940年过世的，在我参军后不久。”他顿了顿，“我妈还在。她和我姐姐艾米一起住在克朗克里。”

“请告诉我，”我说，“你知道一个叫作霍尔斯克里克的地方吗？”

“产黄金的地方？在西澳大利亚的温德姆那边？”

“就是那里。”我说，“那里有金矿，是不是？”

“我想人们现在不去那里淘金了。”他说，“十九世纪时那里遍地都是黄金，就像海湾地区的昆士兰一样。我从来没有去过霍尔斯克里克，但我总觉得它有点像克洛伊登。克洛伊登有很多黄金，哦，老天。淘金热持续了大概十年，后来他们就必须挖下去很深才能找到金子，那样就无利可图了。听他们说克洛伊登一度有三万居民。现在只有两百人。在诺曼顿和伯克敦也一样——威尔斯镇也一样。它们都曾是黄金城。”

“你从未听说过有叫麦法登的人住在霍尔斯克里克吧？”

他摇摇头。“我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我告诉他，我拿到一张今晚《缠人沼泽地》的票，以及电台想请他周六晚上接受现场采访。他犹豫一番后同意了去录节目。我按时收听了这期节目，觉得他表现得出奇地好。主持人很有技巧地引导他说话，他说了大约六七分钟，内容关于米德赫斯特牛场，还有卡奔塔利亚湾南面的乡下地区，他把它叫作海湾地区。马库斯·费尔尼第二天亲自费心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这期节目实在是太成功了。“我现在真希望能找到更多像他这样的小伙子，时不时请他们上节目，”他说，“他们录节目的风格跟大人物完全不一样。”

周日，我送他上火车，南下汤顿见识丹尼斯·弗兰普顿先生饲养的牛。他留在英国的时间不多了，因为肖·萨维尔公司有一趟下周五早晨离港去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航班，我设法为他预订了一个便宜的舱位。他周三回来时，满口都是在汤顿看到的新鲜事物。“他那里的牛太棒了，哦，老天，”他说，“在那里的两天，我所学到的牲口质量改良技术，比我在海湾地区十年学到的还要多。当然了，他的做法在米德赫斯特那样的牛场无法实现，但确实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你是指育种吗？”

“在海湾地区，我们压根不研究品种改良，”他说，“不像在英国。我们只是四处走，看到矮小的牛就射死，留下最好的种牛繁殖后代。我很希望能在海湾地区看到一个纯种牛群，像他的牛群那样的。那么好的牲口，我只在电视上见到过。”

晚饭后，我跟他谈起佩吉特小姐。“我将会在一到两天后写信给她，告诉她你的地址，”我说，“我知道她会因为错失与你见面的机会而倍感惋惜。相信等你回到米德赫斯特时，就会发现她写给你的信已经寄到了。实际上，我很确定那时信已寄到，因为我将会寄航空邮件，她肯定也会给你寄航空邮件。”

想到能收到她的信，他喜不自胜。“我想我不会从这里给她写信。”他说，“如果您要给她写信，我会耐心等待，等我收到她的信后再写回信。在某种意义上，我很高兴没有在这里见到她。很可能这就是上天的安排，到最后一切都会圆满收场。”

我几乎脱口而出她身在澳大利亚的消息，但还是忍住了。乔·哈曼找来我办公室的前一天，我写了一封信到爱丽丝斯普林斯给她，现在每天都在等回信，因为她习惯每周给我写一封信，非常有规律。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可以给她打电报，把他的地址告诉她，这样她就不会一无所获地离开澳大利亚，但也没有理由在这个阶段就把她所有事情都告诉他。

两天后，我到码头送别他，就像几个月前送别琴一样。当我转身要走下舷梯的时候，他语气生硬地对我说：“谢谢您为我做了这么多事情，斯特拉坎先生。我会在米德赫斯特给您写信。”他和我握手。那紧紧的一握，瞬间让我想起他所受过的种种伤害，使我不寒而栗。

我转身走下舷梯。“不要客气，乔。你到家时就会收到佩吉特小姐的信。甚至可能会有更大的收获。”

我最后那句话并非无中生有，因为在我口袋里有一封她写来的信，是昨天寄到的，上面盖着威尔斯镇的邮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