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语·像爱丽丝的小镇 第二章

第二章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她说完那句话之后，我们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我惊呆了。当不知道可以说什么的时候，我习惯性地躲进沉默中去。我想她从我的沉默中读出了责备之意，所以她向我倾过身子，说：“我知道这件事情听起来确实有点滑稽。可不可以先让我告诉您，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说：“当然了。是否跟你的战时经历有关？”

她点点头。“我从未跟您提起过。不是不想提，是想不起来。那么久远，就像是多年前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的事情一样——仿佛我并没有亲身经历过，只是书上的故事。”

“这样难道不是更好吗？”

她摇摇头。“现在不是了，因为这笔钱。”她顿了顿，“您对我太好了，”她说，“我真的很想试着让您理解我的决定。”

她说，她的人生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前两部分与余者有天壤之别，现在已经很难在她身上找到它们的影子。最开始的时候，她是一名学生，和母亲一同住在南安普敦近郊一所有三间卧室的小房子里。此前他们曾全家住在马来亚，但后来，当她长到十一岁，哥哥唐纳德十四岁时，母亲带着兄妹俩回到了英格兰。马来亚的生活对她而言，只是一些残存的模糊片段。显然，亚瑟·佩吉特去世的时候，妻小都在英格兰，他是孤身一人在马来亚。

他们的生活和普通郊区英国小孩并无二致。他们上学、放假，生活简单，节奏柔和。每年八月迎来一个激动人心的三周假期，去怀特岛

上的海景村或者弗雷什沃特。但有一件事情使他们跟其他家庭不太一样，就是他们都会说马来语。当然，是保姆教会孩子们说马来语的，母亲则鼓励他们在英国也一直说下去。一开始，他们只是说着好玩，当作家庭秘密语言，但后来马来语成了一件严肃的事情。亚瑟·佩吉特在怡保附近驾车一头撞到树上时，正在因公出差途中。他的遗孀根据公司计划获得了一份年金。他能力出众，是一个宝贵的人才。马来亚霹雳种植有限公司的董事们痛失英才，一面又求贤心切，便写信给这位遗孀说，等唐纳德一满十九岁就为他安排一个职位。这是一份美差，琴一家上下都很欢喜。这就意味着唐纳德长大后要去马来亚投身橡胶种植事业。马来语是帮助他顺利打开局面的重要技能，因为在去东方寻找人生第一份工作的十九岁男孩中，会说当地语言的实在是凤毛麟角。那位精明的苏格兰女士，他们的母亲，时刻谨记不能让孩子们忘了马来语。

她非常喜欢南安普敦，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童年，宁静的生活在连接着家、学校、帝王影院和溜冰场的轨道上悠然往复。她记得最清楚的是溜冰场，而每当想起溜冰场，就总是仿佛能听见瓦尔特费尔的溜冰圆舞曲。“那真是一个美妙的地方，”她望着火炉，似乎那里跳动着一团温暖朦胧的回忆，“我想，它算不上气派，真的——我想它是一栋木楼，在一战时建造的，后来改作了溜冰场。记忆中，我们每周在那里大约溜两次冰，每次都非常愉快。那里的音乐，干净迅速的动作，所有的男孩和女孩。荧光灯，人群，还有滑冰道。我溜得还不赖。妈妈给我买了一套衣服——黑色的紧身衣和紧身马甲，还有一条小短裙。在冰上跳舞感觉真的很棒……”

她转向我。“您知道吗，在马来亚，在我们被疟疾和痢疾折磨得死去活来，在雨里发着烧打着冷战，没有衣服，没有食物，无处可去，因为没人想要我们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南安普敦的溜冰场。那是过去生活的象征，提醒我生活曾经如此美好——告诉我不要放弃。”她顿了顿，“一回到英国，我马上就回到了南安普敦，迫不及待地——我要去那里处理点事情，但是实际上是因为在那些年里，我曾对自己发誓，总有一天，我一定要回去，再在那里滑冰。但是它遭到了空袭，只剩下一个焦黑的、千疮百孔的外壳。现在南安普敦已经没有溜冰场了。我站在人行道上，让出租车在后面等着，拿着靴子和溜冰鞋，情不自禁地因为失望而失声大哭。不知道出租车司机怎么看我。”

她的哥哥1937年去了马来亚，那年琴十六岁。她十七岁时离开了学校，去了南安普敦的一个商学院，集中学习六个月后，拿到了速记员的文凭。然后她在镇上一个律师事务所工作了大约一年。这一年，她去马来亚工作的事情渐渐有了眉目。她的母亲一直和霹雳种植园公司的董事长保持联系，这位董事长对经理关于唐纳德的汇报非常满意。马来亚的未婚姑娘为数不多，所以当佩吉特太太跟董事长联系，请求他为琴在吉隆坡总部找一份工作的时候，公司认真地考虑了这个请求。公司上下都不想看到他们的经理跟当地女人通婚或者订婚，要想避免这个结局，一个显而易见的方法就是鼓励未婚女孩从英格兰过来工作。现在，这个女孩不仅来自他们熟悉的家庭，还会说马来语，这在从英国来的速记员中是一种罕见的本领。于是琴获得了这份工作。

这一切都准备妥当后，战争爆发了。一开始，在英国人们都认为这只是一次假战争，不会真的打起来。似乎并没有理由为了一件这么微不足道的事情阻碍了琴的大好前程。而且在佩吉特太太看来，如果战争突然在英国打起来的话，琴待在马来亚要比留在国内好得多。所以琴在1939年的冬天出发去了马来亚。

在刚到马来亚的十八个月里，她的生活妙不可言。办公室就在秘书处附近。秘书处是一栋巨楼，建得非常宽敞气派，有意宣示英国统治者的力量。它占据了所在广场的一整面，这个广场隔着板球场与俱乐部相望，另一面有一个堪称完美典范的英国乡村教堂。这里的热带气候温和舒适，每个人都过着典型的英国式生活：充足的闲暇，玩不完的游戏，开不完的派对，跳不完的舞会，有大量仆人供他们使唤，帮助他们操办这一切。刚到马来亚那几周，琴和公司的一个经理一起住，后来在都铎玫瑰旅馆找到了一个房间。那是一个英国女人开的小型私人旅馆，很多在办公室和秘书处工作的未婚姑娘都住在那里，就跟单身宿舍差不多。

“好得让人难以置信，”她说，“每个晚上都有舞会或者派对。如果你不拒绝邀请，就连写封信回家的时间都没有。”

日本南下进攻东南亚的消息传来时，她并未感到情势危急，周围一切也平静如常。1941年12月7日，美国被迫参战，似乎也是一个好消息。在吉隆坡举行的派对并没有什么异样，除了年轻小伙儿们开始请假不上班，穿上了军装，而这本身就让人感到一种愉悦的兴奋。甚至当日本人在马来亚北部登陆时，吉隆坡的英国人也还安之若素。延绵三百英里的大山和森林本身就是一道天然屏障，能抵抗从北部而来的侵略。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和反击号战列巡洋舰的沉没虽然表明事态严重，但对一个刚拒绝了生平第一次求婚的十九岁女孩来说，是不值一提的。

很快，至少在理论上，所有已婚妇女和她们的孩子都已被撤离到新加坡。当日本军队采取迅速迂回绕行的战术，穿越了那片从未被任何军队征服过的森林，向半岛南下推进的时候，人们开始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一天，琴的主任梅里曼先生把她叫到办公室，开门见山地告诉她办事处要关门了。她必须马上收拾好行李，去火车站坐第一趟火车南下新加坡。他给了她一个公司代理人的地址，在莱佛士广场附近，让她去那里报到，要求放她通行回国。另外五个姑娘也收到了相同的命令。

那时，有报告说日本人已经逼近怡保，仅在北方大约一百英里处。

城里一片风声鹤唳。琴到银行取出她所有的积蓄，大约六百马来亚元。她没有去火车站，但即使去了也不一定能坐上南下新加坡的火车，因为那时铁路上已经挤满了开赴前线的军队和物资。她本可以从公路逃走，却错失良机，去了巴图塔斯克找霍兰太太。

巴图塔斯克距吉隆坡约二十英里。霍兰先生今年四十岁，是一个露天锡矿的经理，一家人住在锡矿边上一间舒适的平房里。他的妻子叫艾琳，三个孩子分别是七岁的弗雷迪、四岁的简和只有十个月大的罗宾。艾琳·霍兰是一个平易近人的慈母，三十到三十五岁。霍兰一家从不参加派对和舞会，他们不喜欢那种场面。他们总是安静地待在家里，任凭世事变迁。琴刚到马来亚的时候，他们邀请她到家里做客。琴觉得和这家人待在一起非常轻松自在，后来又去了好几次。有一次，她刚得完轻微的登革热，在他们家住了一个星期，静心休养。前一天在吉隆坡的时候，她听说霍兰先生带家人去了车站，但是没能坐上火车，又回家了。琴觉得她不能抛下霍兰一家，她必须带着那几个孩子一起走。艾琳·霍兰是一个好母亲，也是一流的家庭主妇，但现在兵荒马乱，要她独自带着三个孩子逃难，她应付不来。

没费多大力气，琴就搭上了当地一辆开往巴图塔斯克的公共汽车。她大约在午饭时间到达，发现霍兰太太单独和孩子们在一起。矿上所有卡车和轿车都被军队带走了，霍兰一家只剩下那辆破旧的奥斯丁十二，其中一只轮胎磨损严重，帆布层都露了出来，另外一只的内壁很可疑地鼓起一个大包。这是他们唯一的交通工具，要靠它撤离，但它看起来根本就无法把全家人送到新加坡去。霍兰先生黎明前出发到吉隆坡去找两个外胎，到现在还没回来，霍兰太太焦急万分、坐卧不宁。

屋子里一片混乱。保姆回家了，或者正在外出办事。满屋子都是半收拾好的手提箱，或者是收拾好又打开了的。弗雷迪一直在池塘里玩耍，浑身是泥；简坐在便壶上，在许多手提箱中间哭个不停。霍兰太太正在一边给婴儿罗宾喂奶，一边指挥仆人做午饭，同时又要顾着简，心里还惦记着丈夫。琴先帮弗雷迪擦干净身子，再去照顾简。不久他们就坐在一起吃午饭了。

比尔·霍兰差不多日落时分才回来，两手空空。吉隆坡所有的轮胎储备都被强行征募了。不过，他发现有一辆当地的公共汽车第二天早上八点会去新加坡，就给家人订了座。回程的最后五英里，他只能步行，因为实在找不到交通工具了。在热带正午的酷热中，在柏油碎石路上徒步五英里，可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情。他浑身上下都湿透了，渴得要命，整个人都虚脱了。

他们本应当晚就出发去吉隆坡，但是晚上军队封锁了道路，而且，开着这辆奥斯丁在黑暗中四处乱撞，神经过敏的哨兵很可能会向他们开枪。他们决定黎明动身，留出充足的时间，确保在八点前到达吉隆坡。琴当晚跟他们一起待在平房里，一夜辗转无眠。半夜时她听见比尔·霍兰起身出去走廊上。透过蚊帐，她能看见他一动不动地站着，望着星星。她从蚊帐底下爬出去，穿上晨衣——在马来亚，人们睡觉时几乎不穿衣服。她沿着门廊走到他身旁。“怎么了？”她轻声说。

“没什么，”他说，“只是好像听见了什么声音。就这样。”

“有人在院子里？”

“不，不是那样。”

“那是什么？”

“我觉得我听到了枪声，在很远的地方，”他说，“可能是幻觉吧。”他们紧张地站着，在一片蛐蛐和青蛙的叫声中，努力寻找另一种声音。“上帝，”过了一会儿他说，“让黎明快点降临吧。”

他们回去睡觉。那晚，日军先头侦察部队潜入了在美罗驻扎的英军后方，并且渗透至仕林河，离他们仅有不到五十英里远。

他们黎明前就全都起来了，趁着第一缕灰色的光线往奥斯丁上装行李。三个成年人，三个小孩，还有他们所有的行李，把奥斯丁装得满满的。霍兰先生给男仆们结清工资，就出发南下吉隆坡。但是才开出不到两英里，那个露出帆布的车胎就爆了。他们被迫停下来，紧张万分，大家七手八脚把备胎——那个内壁上鼓起来一块儿的轮胎——换上。但这个轮胎只支撑了半英里。霍兰先生绝望地继续往前开，光秃秃的钢丝轮只跑了两英里就坏了。这样奥斯丁就完全走不动了。他们那时离吉隆坡还有十五英里远，而时间已经是七点半了。

霍兰先生把他们留在车里，自己匆忙跑下马路。大约一英里开外，有一间种植园平房。但他没有在那里找到交通工具，经理前一天就离开了。他绝望而焦急地返回来，发现孩子们烦躁不安，妻子则只想回到自己的平房去。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了。于是，每个大人带一个小孩，背着、抱着或牵着，走了五英里回家。他们把行李锁在车里。

他们在热气刚刚开始袭来的时候到家，筋疲力尽。他们从冰箱里拿出几瓶冰镇饮料，喝完便躺下休息。一个小时后，一辆卡车停在平房前，把他们惊醒了。一个年轻军官匆忙走进来。

“你们一定要离开这里，”他说，“上车，我搭你们。你们有几个人？”

琴说：“六个，算上孩子。您可以把我们带去吉隆坡吗？我们的车子坏了。”

军官冷笑道：“不行。日本兵已经到吉宁了，或者说，在我最后一次听到他们消息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那里了。他们现在可能已经进一步南下了。”吉宁离这里只有二十英里。“我带你们去帕农吧，那里有去新加坡的船。”他拒绝开车去取他们的行李，也许他是对的。那辆卡车上已经装了好多个没能及时撤离的家庭，而奥斯丁在五英里外，敌人方向。

瓜拉是河口的意思，瓜拉帕农则是位于帕农河口的一个小镇。那里有一个常驻地区委员。到达他的办公室时，卡车上有被迫撤离的四十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是在经过沿路庄园时捎上的。大部分是出身相对卑微的英国女性，锡矿工程师长或者铁路领班的妻子，没几个能意识到日军推进的迅速和危险。种植园经理、秘书处职员和其他政府职员消息更灵通，也更富有，都及时把家人转移到了新加坡。这些自己没走成，最后一刻才搭上卡车的人，都是最无能的。

卡车在地区委员的办公室前停下来，陆军中尉走了进去。地区委员不久走了出来，这位男士一脸担忧地看着这群拥挤的妇女和儿童，以及当中寥寥几个男士。“天啊。”他轻声说，知道这个新担子有多重。“这样，把他们载到那边会计办公室去，命令他们坐在门廊上等一两个小时，我去想想办法。告诉他们别到处乱跑。”他转身返回办公室。“我想我可以把他们送到渔船上，”他说，“正好有几条闲置着。这就算仁至义尽了，我没有大汽艇。”

这群人被扔在会计办公室的门廊里。他们可以在那里做做伸展运动，活动活动筋骨。办公室里有自来水，门廊阴凉清爽。琴和比尔·霍兰把艾琳留在门廊上，让她带着孩子背靠墙坐下，两人结伴进村，把能买的东西都买下来，代替丢失的行李。他们找到一个给婴儿用的奶瓶，一点奎宁，一些治疗痢疾的盐，两罐饼干和三听肉罐头。他们想买蚊帐，但蚊帐已经卖光了。琴买了一些新针线，看见一个大帆布背袋，也买了下来。随后三年里，她一直背着那个袋子。

大约在下午茶时间，他们回到门廊，向霍兰太太展示购买成果，并吃了一点肉，喝了一些柠檬水。

日落时分，河口的灯塔守卫打电话到地区委员办公室，报告说巨鹗号正在进河。巨鹗号是海关的大汽艇，负责在海岸巡逻，搜寻从苏门答腊岛出发，偷越马六甲海峡作案的走私客。她是一艘柴油内燃船，大约有一百三十英尺长，平时驻扎在槟榔屿，强而有力，可用于远洋航行。地区委员的脸放光了——这就能解决他的问题。不管巨鹗号的任务是什么，她都必须捎上这些撤离者，带着他们沿海岸线南下，脱离险境。不久他离开办公室，走到码头上，打算在她进港时上船跟船长会面。

她出现在河的转弯处。他看见她装满了军队——矮胖的小个子男人，穿着灰绿色的军装，装备着来复枪，拿着比他们还要高的刺刀。怀着沉痛的心情，他看着她沿河驶过来，知道这就是他所有努力的终点。

日本人冲上岸，马上逮捕了他，用枪指着他的后背，押着他走上防波堤，随时准备给他一枪——哪怕只是遇到最轻微的抵抗。但那里根本就没有能够抵抗的部队，就连开卡车的军官也已经把车开走了，去找他自己的分队。日本士兵们迅速散开，没费一颗子弹就占据了整个驻地。他们来到撤离者们面前，这些人乖乖地坐在门廊上，呆若木鸡。日本兵立刻举起来复枪和刺刀对准他们，命令他们交出所有自来水笔、腕表和戒指。在男同伴们的劝说下，女士们默默地照做了，避免了遭受进一步的折磨。琴失去了她的腕表。士兵们搜查她的背包，想看看有没有自来水笔，但是她把自来水笔装在了行李里。

不久，夜幕降临，一个军官走过来，用一盏防风灯检查门廊上这群人。他沿门廊走着，把灯猛地塞到他们面前，两名士兵紧随其后，拿着上好膛的来复枪和寒光闪闪的刺刀。大部分孩子都哭了。检查结束后，他用蹩脚的英语发表了一个小小的演讲。“你们现在是俘虏，”他说，“你们今晚留在这里。你们明天去战俘营，也许。你们做好事情，对命令遵守，你们会从日本军人收到食物。你们做坏事情，你们就被马上射死。所以，总是做好事情。军官来的时候，你们站起来，鞠躬，每次都要。那就是好事情。你们现在去睡觉。”

其中一个男士问道：“请问有床和蚊帐吗？”

“日本军人没有床，没有蚊帐。你们可能明天有床和蚊帐。”

另外一个说：“我们可以吃点晚饭吗？”这个需要解释一下。“食物。”

“明天你们有食物。”军官离开了，留下两个哨兵把守门廊两头。

瓜拉帕农位于一个长满红树林的沼泽地区内，在一条浑浊河流的入口，所以蚊子极多。孩子们整个晚上都在不停地呻吟，焦躁地哭泣，闹得大人们也没法睡觉。他们躺在硬邦邦的门廊地板上，长夜漫漫，令人厌烦。被囚禁、吃败仗、受蚊子折磨，重重痛苦压在身上，没有几个人能睡着。刚开始的时候，琴眯瞪了一会儿，不久便醒来，浑身僵硬疼痛，脸和手臂都被蚊子咬肿了。她听到孩子们又突然大闹起来，知道在黎明前蚊子的攻击将变得更密集、更凶猛。当天边终于绽放出第一道曙光的时候，俘虏们的状态都非常糟糕。

会计办公室后面有一个公共厕所，但是人太多不够用。他们尽量相互协调，勉强解决了如厕问题。接下来，他们无事可做，只好干坐着，听天由命。霍兰和艾琳用罐头肉和甜饼干给孩子们做了一些三明治。吃了这顿简单的早饭后，大家感觉好了一些。很多人随身带着少量食物，并分给没带食物的人。那天早上日本人什么都没给他们吃。

上午九十点钟的时候，审讯开始了。士兵把每个家庭轮流带进地区委员办公室。办公室里有一个日本陆军大尉——琴过后知道他叫阳丹，大尉身旁坐着一个陆军中尉。中尉把笔记写在一本儿童临摹练习本上。琴和霍兰一家一起进去，当大尉问她是谁的时候，她解释说她是这个家庭的朋友，和他们结伴旅行，并说她在吉隆坡工作。审讯很快就结束了。最后大尉说：“男人今天去战俘营，女人和孩子留在这里。男人下午就走，所以你们现在跟他们道别，直到下午。谢谢。”

他们一直害怕日本兵把他们分开，也在门廊上讨论过此事，但没想到会这么快。霍兰先生问：“我可以知道你们会把女人和孩子们送到哪里去吗？他们的战俘营在哪里？”

军官说：“日本皇军不会在妇女们和孩子们身上打仗。也许不去战俘营，如果他们做好事。也许他们回家。日本军人总是对女人们和孩子们好。”

他们回到门廊上，和其他家庭一起讨论目前的情况。将男人和妇女儿童分别拘留是战时通常做法，他们不可能改变这个决定，但这仍然让他们难以承受。琴觉得，霍兰一家此时此刻并不需要她，便走开去，独自坐在门廊边上。她感到饿了。年轻的活力稍稍冲淡了眼下的抑郁忧愁。她在想，前路茫茫，有什么艰难困苦在等待着她？有一件摆在眼前的事：如果他们还要在门廊上过夜，必须找到一些驱蚊膏。北边的村子里有一家药剂店，他们前一天下午曾去过那儿，在这个地区应该有驱蚊膏卖。

她尝试引起哨兵的注意。她指指身上的蚊口，又指指那个村子，然后从门廊下来到地上。他马上举起刺刀指向她，她匆忙回到门廊上。这种做法明显行不通。他怀疑地向她大吼大叫，回到岗位上。

还有一个办法。公共厕所在大楼背后，靠着一面墙。那里没有哨兵，因为有墙挡住，不能从那里走出会计办公室，要出去就必须绕过大楼走到前面。过了一会儿，她起身走出后门，在大楼的掩护下，她东张西望。有一些孩子在不远处玩耍。

她轻声用马来语叫道：“姑娘！对，就是你，姑娘，过来一下。”

那个孩子向她走来。她大概十二岁，琴问：“你叫什么名字？”

她害羞得咯咯直笑：“哈里娅。”

琴说：“你知道那个药店吗，中国人开的？”

她点点头。“陈可欢记。”

琴说：“去找陈可欢。如果你把我的消息带给他，他过来找我，我就给你十分钱。告诉他有蚊子咬夫人们，”她给小姑娘看她的蚊口，“请他带一些药膏到门廊来，夫人们会买很多。快去，如果他带着药膏回来，我就给你十分钱。”

那个孩子点点头，跑走了。琴回到门廊等待，不久中国商人就出现了，拿着一个托盘，上面摆满了管装和罐装的药膏。他走向哨兵，向哨兵表示他想卖商品，哨兵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同意了。琴买了六管防蚊膏，其他女士马上就把剩下的买走了。哈里娅拿到了十分钱。

不久一个当值的日本兵拿来两桶很稀的鱼汤和半桶米饭，脏兮兮的，让人直倒胃口。没有餐具，但他们除了尽量吃，也没有别的选择。战俘的生活方式要求严格平分所有食物，但那时他们还没习惯这种生活，所以有的人吃得比别人多很多，有的人吃得很少，还有的人根本就没吃上。不过，自带食物还没吃完，所以他们还可以靠饼干和其他私人储备来补充营养。

那天下午，男人们被迫与家人分离，被看守押走了。比尔·霍兰告别了他肥胖慈祥的妻子，眼睛湿润了。“再见，琴，”他沉重地说，“祝你好运。”又道，“请尽量不要扔下他们不管，好吗？”

琴点点头。“请放心。我们会进同一个战俘营。”

男人们站好队，一共七人，在看守的监押下离开了。

剩下的人里有十一位已婚女士，两位未婚姑娘——琴和一位死气沉沉的女孩埃伦·福布斯。埃伦一直跟其中一个家庭住在一起，她是来马来亚找结婚对象的，但不幸尚未成功。除了这些人外，还有十九个小孩，有大有小，从十四岁的女孩到仍在襁褓中的婴儿。加起来一共三十二人。大部分女人只会说英语，其中几个，包括艾琳·霍兰，可以用马来语来指挥她们的仆人，但再多的就不会了。

他们在会计办公室住了四十一天。

第二晚和第一晚很相似，但日本人把办公室的门都给打开了，把房间给他们使用。晚上，日本人送来第二顿鱼汤餐，但没有提供其他东西——没有床，没有毯子，也没有蚊帐。有些女人带着行李，所以有毯子，但数量实在是太少了，根本不够分。一个一脸严肃的女士，霍斯福尔太太，要求见军官。阳丹大尉来了，她抗议说条件太差，要求给他们提供床和蚊帐。

“没有床，没有蚊帐，”他说，“很抱歉。日本女人们睡在地板、草席上。所有日本人都睡草席。你丢掉骄傲的思想，很坏的东西。你睡在草席上，跟日本女人一样。”

“但我们是英国人，”她愤怒地说，“我们无法像动物一样睡在地面上！”

他的眼睛睁圆了。他向哨兵做了个手势，哨兵们冲进来，一人抓住霍斯福尔太太一条手臂，大尉狠狠地扇了她四巴掌。“很坏的思想。”他说，转身离开了他们。从此再没人提床的事情了。

第二天早上，阳丹来检查他们。霍斯福尔太太并没有因为昨天的事而畏首畏尾，她提出他们需要水。她指出，不仅是婴儿，他们每一个人都渴望洗澡。当天下午，有人把一个桶放进那间最小的办公室，请来一个苦力负责装水。他们把这个房间改装成浴室和洗衣间。刚开始的时候，大部分妇女还有钱，村子里的小贩效仿陈可欢把东西拿来卖给这些战俘，所以她们积攒起一些足以维持生存的生活必需品。

他们慢慢开始习惯这种艰苦的生活。孩子们很快就学会了毫无怨言地睡地板，年轻的女士们为此花的时间要多许多，三十岁以上的女士们则难得睡上半个小时而不被痛醒——但她们确实睡着了。阳丹大尉向他们解释说，要等到战役结束，获胜的日本人才有时间给女人们建一个战俘营。日本成功占领马来亚全境后，他们会搬进一个宽敞漂亮的战俘营，专门为他们在山区疗养胜地金马伦高原上修建的。那里有床和蚊帐，以及他们过惯了的舒适生活，但为了获得这一切乐趣，他们必须“做好事情”。“做好事情”意味着，每当看见他走近就要站起身鞠躬。在阳丹大尉扇了好几张脸，用军靴踢了好几次小腿后，他们都学会了“做好事情”。

日本兵提供的食物仅够勉强果腹，而且每顿都是一成不变的鱼汤和米饭，每天两顿。抱怨毫无用处，而且常常是危险的，在阳丹大尉看来，这些都是过于骄傲的思想，需要接受道德审查。然而，村子里有一间小中国餐馆可以提供饭菜。钱还没花光的时候，大部分家庭每天从那间餐馆预订一顿煮好的饭。

他们没有医生，也没有任何药物。一周后，痢疾袭击了他们。晚上一片混乱，孩子们尖叫着和母亲一起踉踉跄跄地跑进公共厕所。疟疾一直在流行，但是被他们从陈可欢记买到的奎宁控制住，尽管价钱一涨再涨。为了对付痢疾，阳丹大尉减少了汤量，增加了米饭的补给，在米饭里多放一些腐烂的干鱼——那些干鱼可能原来是用来熬汤的。另外，他往食谱里添加了一桶茶，每天下午送去，作为对英国生活习惯的一种让步。

在这段时间里，琴一直和霍兰太太分担照顾三个孩子的工作。她很虚弱，明显因饮食改变而引起的困乏也使她痛苦不堪，但她每晚都睡得很好，尽管频频醒来。艾琳·霍兰受的苦更多。她的年纪比琴大，在地板上很难入睡。她失去了大部分青春活力，迅速地消瘦了下去。

第三十五天，艾思梅·哈里森去世了。

艾思梅是一个八岁的小孩。她患了痢疾有一段时间了，变得骨瘦如柴，非常虚弱，基本不能入眠，常常哭泣。不久她发烧了，又得了疟疾，有两天烧到一百零四度。霍斯福尔太太告诉阳丹大尉，必须给她找一个大夫，并送她去医院。他说很抱歉，但没有医院。他会试着去找一个医生，但医生们都在为皇军的胜利而努力战斗。当天晚上，艾思梅陷入了持续的抽搐状态，黎明前不久就去世了。

当天上午，她被埋葬在村子后面的穆斯林墓地里。她的母亲和另外一个女士被允许参加葬礼。在语言不通的日本兵和马来亚人面前，她们从祈祷书上给她读了一段祷文，葬礼就结束了。生活还像从前一样，在会计办公室继续下去。但是，死亡的阴影开始悄悄侵入孩子们的梦境了。

第六周末尾，阳丹大尉做完上午的检查后，和他们面对面站着。女人们全身湿透，精疲力竭地站在门廊的阴影中，面对着他，用手抓住自己的孩子。很多大人和大部分孩子到那时都已瘦骨嶙峋，病病歪歪。

他说：“女士们，日本皇军已经进入新加坡，整个马来亚都自由了。现在战俘营正在被建造给男人，还有女人们和孩子们。战俘营在新加坡，你们去那里。我很伤心你们的生活不舒服，但是现在好一些了。你们明天出发去吉隆坡，不会比你们每天能走的更多。你们从吉隆坡坐火车去新加坡，我想。在新加坡，你们会很开心。多谢。”

从帕农到吉隆坡有四十七英里远。理解他的话需要一点时间，然后霍斯福尔太太说：“我们怎样去吉隆坡？有卡车吗？”

他说：“很抱歉，没有卡车。你们走，轻松的旅程。不会多过你们每天能走的。日本军人帮助你们。”

她说：“带着这些孩子，我们没法步行。我们必须要有一辆卡车。”

这些是坏的思想。他的目光变得僵硬无情。“你们走。”他重复道。

“但是我们的行李怎么办？”

他说：“带上你们能够带的东西。不久行李就会给你们送过去。”话毕便转身离开。

那一天余下的时间里，她们陷在一种震惊的绝望中。那些有行李的人绝望地收拾着行李，她们想将生活必需品都打包带走，但又不想让包裹变得太沉。曾任女校长的霍斯福尔太太主动承担起领导的角色，在她们之间来回走动，向她们提供帮助，出各种各样的主意。她只带着一个十岁的男孩约翰，所以她的情况比大部分人要好，因为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携带一个十岁男孩儿的必需品上路并不会很费力。有些年轻母亲带着好几个孩子，她们面临的处境要艰难得多。

琴和霍兰太太面临的问题小一些，她们丢过一次行李，所以现有的东西不多，也不必花许多心思东挑西拣。她们几乎没有可以换的衣服，仅有的几件可以轻易地放进琴的背包。她们买到了两张毯子和三个饭碗，还有三个汤匙。于是她们决定用毯子把这些小东西捆起来，然后用一条绳子捆住毯子，并利用这条绳子做背带，这样一个人就可以同时背一个背袋和一个毯子包裹。她们最大的问题是鞋，这些鞋都很时髦，但很不适合走远路。

傍晚时分，孩子们都不在身边，她们俩抱着婴儿独自坐在角落里。霍兰太太轻声说：“亲爱的，我不该说泄气话，但是我想我走不了那么远。我最近身体状况很糟糕。”

琴说：“会好的。”虽然在内心深处，她也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你比我们其中一些人健壮得多，”这倒可能是真的，“我们会慢慢地走，因为孩子们。我们会走好几天。”

“我知道，亲爱的。但我们在哪里过夜？他们会给我们安排住宿吗？”

没人能回答。

黎明后不久米饭就送来了。八点钟的时候，阳丹大尉和四个士兵一起出现，这四个士兵将担任这次旅途的看守。“今天你们走去亚逸彭吉斯，”他说，“天气好，旅途很轻松。到达亚逸彭吉斯你们就有好晚饭。你们会很高兴。”

琴问霍斯福尔太太：“亚逸彭吉斯离这里有多远？”

“我觉得有十二到十五英里吧。我们当中有些人还没有走过那么远的路呢。”

琴说：“最好和士兵们一样，每小时休息一下，是不是？”

“如果他们允许。”

一个小时后，最后一个孩子终于上完厕所，女人们也终于做好了远行的准备。看守们蹲在那里，出发后他们就轻松多了。最后，阳丹大尉又出现了，他的眼光冷酷无情，充满愤怒。“你们现在就走，”他说，“还留下的女人们被打，打得厉害。你们做好事情才会高兴。现在就走。”

没有办法，他们只好启程了。他们三三两两一组，在烈日下沿着柏油路南行，每遇到树荫就躲进去。琴跟霍兰太太一起走，把最热也是最重的负担——毯子包裹挂在肩上，手牵着四岁的简。七岁的弗雷迪跟在母亲旁边走，霍兰太太抱着婴儿罗宾，背着背包。一个日军中士缓步走在最前面，三个士兵殿后。

妇女们走得很慢。每当一个母亲带着孩子撤进灌木丛，整个队伍就要停下来，这种情况频繁发生。根本不需要向看守提一个小时休息一次的问题，因为痢疾让它变得毫无意义。对于没有受到痢疾困扰的人来讲，旅途变得没完没了，基本上成了一个在烈日下站在路边等待的过程，因为中士不允许队伍抛下落伍的人继续前进。在他们的职责范围内，日本士兵还是很人道和很能帮忙的，他们每个人都帮忙抱着一个孩子走了很远的路。

这一天过得很慢。中士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在他们到达亚逸彭吉斯之前，一路上没有食物，也没有遮阴处，而且他似乎并不关心要走多久。这一天他们的时速不超过一英里半。走着走着，女士们都开始觉得脚疼，尤其是年纪大一些的女士。她们的鞋子都不适合走远路，柏油路的热气让她们的脚都肿起来了，所以不久很多人就因为脚疼而变得一瘸一拐的。有一些孩子赤着脚走，倒也走得很顺畅。琴观察了一段时间，弯下身把鞋脱掉，小心地用光脚感受陌生的路面。她开始光着脚走，把鞋子拿在手里，仔细地看着路。虽然柏油沙子还时不时刺痛她柔软的脚底，但脚已经不疼了。她觉得光着脚走更舒服，但是艾琳·霍兰拒绝尝试。

那天晚上六点钟，天马上要黑的时候，他们跌跌撞撞地来到亚逸彭吉斯。这是一个马来亚村庄，给附近橡胶庄园的工人居住的。附近就有一个乳胶加工厂，工厂旁边有一个用棕榈树做房顶的仓库，里面有很多平行的木板条，平时用来烟熏挂在上面的生橡胶片，现在是空的，女士们成群走进去。他们筋疲力尽，东倒西歪，精神恍惚。过了一会儿士兵们送进来一桶茶、一桶米饭和干鱼。他们很多人都一杯接一杯地喝茶，但是几乎没有人有胃口吃东西。

趁着最后一缕光线，琴信步走到外面，四周看看。看守们正忙着在一堆小火上做饭，她走到中士的跟前，问他今天晚上她可不可以进村子里走走。他理解了琴的意思，点头同意。离开了阳丹大尉，纪律变得很宽松。

在村子里，她找到几间卖衣服、糖果、香烟和水果的小商店。她看到有卖芒果的，就买了一打。她跟卖水果的马来女人讨价还价，因为她的现金少得可怜，要省着点花。买来后她马上吃了一个，感觉舒坦了一些。在瓜拉帕农，他们基本没吃水果。她回到仓库，发现士兵们用椰子油给他们点起了一盏小小的灯，灯芯是露在外面的。

她把芒果分给艾琳和三个孩子，又分给其他人，发现这桩买卖真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有了从其他妇女那里拿来的钱作武装，她又去了一趟村子，买回来五十多个芒果，不久所有的妇女和儿童都在埋头吃芒果了。士兵们又送进来一桶茶，每人拿了一个芒果，作为他们辛苦付出的回报。妇女们吃了芒果后，感觉精神多了，差不多能把所有米饭都吃下去。不久，他们就在疲劳、虚弱和病痛中，昏昏睡去。

仓库里满是老鼠，整个晚上在他们身上和周围跑来跑去。早上起来他们发现有几个孩子被咬了。

他们醒来时，昨天长途跋涉所造成的新疼痛、僵硬和疲劳开始发作，使得他们无法再上路了。中士却强迫他们继续走，这次要走去一个叫作亚沙汉的地方，比昨天的行程短一些，大约十英里。至少有十英里，因为他们花了差不多相同的时间才走到那里。这次主要是被科勒德太太耽误了行程。她是一个肥胖的女人，大约四十五岁，有两个孩子，哈里和本，大约十岁和七岁。她在帕农患了疟疾兼痢疾，现在非常虚弱。每隔十分钟，她就必须停下来，其他人也不得不跟着停下来，因为中士不准他们分散。她无须背任何东西，年轻一些的女人轮流扶着她走，帮她拿行李。

到下午，大家看到她好像变了一种颜色。她本来还算红润的脸变成斑驳的蓝色。她不断抱怨胸口疼。当他们终于到达亚沙汉的时候，她实际上已经无法单独行走了。住宿的地方跟昨天一样也是一个橡胶固化仓库，她们搀科勒德太太进去，扶她靠墙坐下，因为她说躺下来会疼到无法呼吸。有位女士出去拿了点水给她洗脸，她说：“谢谢，亲爱的。请给哈里和本也洗洗，亲爱的。”那个女士便带孩子出去给他们洗澡。等她回来的时候，科勒德太太已经歪在一边，失去了意识。半个小时后，她去世了。

当天晚上琴又给他们买了一些水果，芒果和香蕉，还给孩子们买了一些糖果。卖糖果的马来女人拒绝收她钱。“不，太太，”她说，“日本人这样对你们太过分了。这是我们的礼物。”琴回去之后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大家听了都很感激那个女人。

在仓库外面炊火的光亮中，霍斯福尔太太和琴一起，跟中士进行了一次谈判。这个中士只会说几个英文单词，为了让他听明白，她们一边说一边打手语。“明天不能再走，”她们说，“不，不能再走。休息——睡觉——明天。明天再走，更多女人死去。明天休息。走一天，休息一天。”

她们无法知道他是否听懂了。“明天，”他说，“女人在土里。”

明天早上必须将科勒德太太下葬。这样一来就不用一大早出发了，而且也走不完十英里。她们抓住这一点作为借口。“明天埋葬女人在土里，”她们说，“明天留在这里。”

她们已经尽了力，他不理解也没有办法。他跟三个士兵一起在炊火前蹲下来。过了一会儿，他走向琴，脸上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走一天，睡一天，”他说，“女人们就不死了。”他使劲儿点着头，又把霍斯福尔太太叫过来，三人一起，友好地微笑着，使劲儿地点头。他们都对彼此感到满意。为了庆祝这一外交胜利，她们给他一根香蕉以示尊敬。

那一整天，琴都赤着脚走来走去，虽然不慎几次踢到脚指头，踢破了脚趾甲，但在晚上她感到了久违的舒爽清新。晚上，远行的效果开始以不同形式显现在不同年龄段的人身上。大部分三十岁以下的妇女和孩子们，状态实际上都比离开帕农时要好。宽松的纪律使他们振奋，走路活动身体，有水果和糖果吃，也使他们变得更精神。老一些的女人状况却糟糕得多。对她们而言，极端的疲劳压倒了这些改善带来的好处。她们在黑暗中或躺或坐，无精打采，被淘气的孩子们折磨着，连吃东西的力气都没有。很多人都累到失眠。

第二天早上，他们埋葬了科勒德太太。附近找不到可以做墓地的地方，但当地的马来首领告诉他们，可以在院子的一角挖一个洞，在一堆橡胶的旁边。中士找来两个苦力给挖了一个浅浅的墓坑，把包裹在毯子里的科勒德太太放进去。霍斯福尔太太从祈祷书上读了一段祷文。然后她们又把毯子拿回来，因为实在是没有多余的毯子了。随后就盖上了土。琴找来一个木匠替他们钉了一个小小的十字架，但是这个木匠拒绝收费。他是一个穆斯林，或者仅仅是一个万物有灵论者，但他知道老爷们是怎样办一个基督教葬礼的。他们用一根永久铅笔把“茱莉亚·科勒德”和死亡日期写在上面，希望雨水不会把字迹冲刷掉。然后她们就开始了冗长的讨论，以决定在上面写什么铭文。所有女士都兴致勃勃，热烈的讨论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出人意料地，霍兰太太建议使用《新约·罗马书》第十四章中的句子：“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暗指那个迫使他们上路的中士。但其他的女士并不喜欢这句话，最后她们妥协成“安宁，真正的安宁，心爱的人远在他方”。那使所有人都很满意。

葬礼结束后，她们散坐在各处洗衣服。肥皂现在变得很稀有，跟钱一样。吃完米饭后，霍斯福尔太太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了一个简单的会议，核实经济状况。有一半女人已经身无分文，其他人的钱加起来总共也只有十五美元左右。她提议把钱集中起来使用，但兜里还有钱的女人们宁愿把钱留着，花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不过，由于钱实在是太少了，没有什么讨论价值。然而，她们都同意平分日本兵每日提供的食物，此后他们吃饭的时候就更加井然有序了。

大约在中午的时候，阳丹大尉开着地区委员的轿车出现了。他停车下来，发现他们没有在路上，不禁怒火中烧。他用日语数落了中士一顿。中士僵硬地站在那里，专注地听着，完全没有为自己解释或辩护。之后大尉转向女人们。“你们为什么不走？”他愤怒地质问道，“非常坏的事情。你们不走，没有食物。”

霍斯福尔太太冲着他说：“科勒德太太昨天晚上去世了。我们今天早上才把她葬在那里。如果你强迫我们每天都这样走，我们会统统死掉。这些女人一点也不适合走远路。你知道的。”

“女人为什么死？”他询问道，“什么病？”

“她得了痢疾和疟疾，就像我们大部分人一样。昨天，我们走了那么多路，她累死了。你最好进来看看弗里思太太和茱迪·汤姆逊。她们今天都不可能上路。”

他走进仓库，站着看了看两三个无精打采地坐在昏暗中的女人。他和中士说了点什么，便回去开车。在门口，他转向霍斯福尔太太。“很伤心女人死了，”他说，“也许我找一辆卡车在吉隆坡。我会问的。”他上了车，开走了。

他的话很快就在女人们中间传开了。他要去给她们找一辆卡车！她们可以坐卡车去吉隆坡了！不用再走远路了！事情到底还不至于那么糟糕。她们将会从吉隆坡坐火车去新加坡，跟其他英国女士一样住进一个像样的战俘营。在战俘营里，她们可以安顿下来，重新组织生活，好好照顾孩子。战俘营里还有医生，也总会有地方医治病重的人。她们变得欢欣鼓舞，连最无精打采的人也恢复了，纷纷出来洗漱，把自己收拾得干净漂亮一些。那个下午她们都非常关心自己的外表，因为她们以前常常去吉隆坡购物，那里的人都认识她们。她们必须在卡车到达之前把自己打扮好。

日落前大概一个小时，阳丹大尉又来了。中士向他敬了一个礼，他又和中士说话。然后他转向女人们：“你们不去吉隆坡，”他说，“你们去瑞天咸港。英国人毁坏了桥，所以通向新加坡的铁路不好。你们现在去瑞天咸港，然后坐船去新加坡。”

妇女们陷入了震惊的沉默。霍斯福尔太太问道：“会不会有卡车送我们去瑞天咸港？”

他说：“很抱歉没有卡车。你们慢慢走，轻松的行程。两天，三天，你们走去瑞天咸港。然后船带你们去新加坡。”

从亚沙汉到瑞天咸港有大概三十英里远。她说：“阳丹大尉，请你讲讲道理。我们中的很多人都不适合继续走路了。无论如何，你就不能给我们的孩子找一些交通工具吗？”

他说：“英国女人们有骄傲的思想，总是。太骄傲了，不像日本女人们那么好。你们明天走去巴克里。”他上车走了。那是她们最后一次见到他。

巴克里大概有十一英里远，大约和瑞天咸港在同一个方向上。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她们失望透顶，任人摆布的命运更是如此。霍兰太太绝望地说：“我真不懂，难道在帕农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桥都断了？他就不应该让我们去吉隆坡！我真怀疑瑞天咸港到底有没有船……”

第二天早晨他们只好又出发上路了。两个士兵被带走了，只剩下一个士兵和中士一起留下来看守他们。看守减少并不会增加他们的危险性，因为没有人想过要逃走。但现在只剩下两个看守给她们带年幼的孩子，所以母亲们的负担增加了。

那天，琴第一次抱着婴儿罗宾走路。霍兰太太走得太痛苦了，必须减轻她的负担。她仍然背着背包，照顾着弗雷迪，但是琴不仅要背毯子包裹和零碎物件，还要抱着婴儿，另一只手牵着简。她像以前一样赤脚行走。经过几番试验，她发现，像马来女人那样把婴儿背在臀上是最轻松的方式。

奇怪的是，这个婴儿在三个小孩中最省事。她们喂他米饭、鱼汤或鱼汁，效果很好。六周里面，他好像只得了一次痢疾，吃了一两次芒硝就好了。蚊子好像从来不去骚扰他，他也没发过烧。另外两个孩子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时不时受到痢疾的折磨，现在虽然已经好了，人却变得相当的瘦。

当天晚上他们睡在一间平房里。这间平房原来属于巴克里锡矿的经理，一个英国人。他七八周前就抛下它离开了，在此期间它被双方部队占领过，也遭受了马来人的洗劫，现在只剩下光秃秃的墙。然而，奇迹般地，肮脏不堪的洗澡间还能用。洗澡间里堆着一些切好的木头，用于生炉子烧热水。中士信守承诺，允许他们休息一天，他们便充分利用热水来洗衣服和洗澡。他们的状态稍稍好了一些，精神也恢复了。

“我想船上会有热水，”霍兰太太说，“通常都会有的，是不是？”

第二天，他们继续上路，出发去一个叫作迪里特的地方。这一天他们基本上都沿着橡胶种植园的小路行走，树荫覆盖了大部分道路，让他们感到很舒服。即使是年老一些的妇女，也发现今天的行程可以忍受。他们在探路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困难。中士基本上不会说马来语，他时不时去问路，但是听不懂那些负责收割橡胶的马来女人们在说什么。琴发现她能听懂那些女人所说的答案，也可以跟她们沟通，但她自己知道方向后，又很难让中士听得懂。时近黄昏，他们俩达成了一项协议，由她负责跟马来女人们交谈——无论如何，这些马来女人跟她聊天时没那么害羞；然后她发明了一种中士能看明白的手势语。从那时起，琴便负责为大家打探最近的路。

下午三四点钟，本·科勒德——已逝科勒德太太的儿子——光着脚在草丛中走的时候，踩到一样东西，那东西用毒牙咬了他一口，逃走了。他过后说那看起来像一只大甲虫，很可能是蝎子。霍斯福尔太太负起责来，让他平躺在地面上，从伤口中吮吸出毒液。但是他的脚迅速地肿了起来，一直肿到膝盖，看起来就很疼，使他哭个不停。她们别无他法，只好把他背起来。对于本身已经虚弱不堪的女士们来讲，要背着一个五英石重的七岁男孩走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霍斯福尔太太背着他走了一个小时，然后中士背着他走完剩余的路程。到达迪里特后，他的脚踝已经肿成一个大包，膝盖也僵硬了。

在迪里特没有地方住，也没有食物。那个地方是一个典型的马来村庄，房子用木制成，棕榈屋顶离地板有四英尺高，地板用柱子支撑。地板下面是空的，狗在那里睡觉，家禽在那里做巢。他们疲惫地或坐或站，等待中士与马来首领进行交涉。很快他就把琴叫过去，让她加入了三语谈判。村子里有米，可以给他们做一顿饭，但是首领提出要收钱。最后中士答应日后一定会付账，首领才勉强同意提供晚饭。关于住宿，他冷漠地说，没有，但他们可以跟狗和家禽一样睡在屋子底下。后来他同意腾出一间屋子，这样这三十个战俘就可以睡在屋顶下，大约十五英尺见方的地板上。

琴占了一个角落，艾琳·霍兰带着孩子和婴儿坐进去。在几英尺开外，霍斯福尔太太正在照料本·科勒德。她们有一些高锰酸盐结晶和旧剃须刀片。尽管孩子痛得尖叫，她们还是用刀片稍稍切开了伤口，放进去一些结晶，再重新包扎好伤口。随后她们用热敷。琴帮不上忙，信步走出去了。

在一个类似村子公用厨房的地方，日本士兵正在指挥村子里的女人做米饭。首领的住所就在附近。他坐在通向屋子的楼梯上，坐在脚后跟上，抽着一根长管烟。他是一名头发灰白的老人，穿着纱笼和一件褪了色的卡其斜纹粗棉布夹克。琴走到他跟前，含羞用马来语说：“很抱歉，我们被迫来到这里，给你们添了这么多麻烦。”

他站起来，向夫人鞠了一躬。“不麻烦，”他说，“看到夫人们境况如此凄惨，我们感到很难过。你们是否从很远的地方来？”

她说：“今天从巴克里来。”

他请她进房子里去。那里没有椅子，她和他一起坐在地板上，靠着门洞。他问他们的遭遇，琴告诉了他，他发出一声哼哼。不久他的妻子从里面出来，拿着两杯没有糖和牛奶的咖啡。琴用马来语谢谢她，她含羞一笑，又退回房子里面去。

过了一会儿，首领说：“那个矮子，”他指日本中士，“他说你们明天必须待在这里。”

琴说：“我们太虚弱了，无法每天走远路。日本人准许我们每走一天就休息一天。如果明天可以留在这里，对我们恢复体力将很有帮助。中士说他可以找到钱买食物。”

“矮子们从来都是白吃白喝，”首领说，“不过你们要留下来。”

她说：“我不知道能说什么——除了谢谢你。”

他抬起灰白的头。“《古兰经》第四章写道：‘人性是贪吝所支配的。如果你们行善而且敬畏，那末，真主确是彻知你们的行为的。’”

她和这位年老的男人一起坐着，直到米饭飘香，她才离开他去吃晚饭。其他女人奇怪地看着她。“我看见你和首领坐在一起闲聊，”其中一个说，“就像老朋友一样。”

琴笑道：“他请我喝了一杯咖啡。”

“真好！能用他们的语言和他们交谈，总能得到点好处，不是吗？他都说了些什么？”

琴想了想。“东拉西扯——关于我们的旅途。他聊了一下上帝。”

女人们盯着她看。“你是指他自己的上帝？不是真正的上帝？”

“他没有把两者区分开来，”琴说，“就是上帝。”

第二天，他们休息了一整天，然后步行去离瑞天咸港三到四英里远的巴生。小本·科勒德的情况虽无恶化，但也并无好转，大腿肿得厉害。他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身体上的虚弱：受伤后他就再没有吃过东西，因为一吃就要吐出来。那个时候，孩子们都累得一点劲儿没有了。首领指挥村民们给他做了一个担架，把两条带枝丫的长竹竿并排扎起来，再在中间放一个用棕榈树叶织成的垫子，这样他们可以把小本放在上面，轮流抬着他。

他们当天下午就走到了巴生。那里有一个空校舍，中士把他们安置进去之后，自己就到附近的日军营地报到，汇报工作并安排日常食物供给事宜。

不久，一个带着六个护卫士兵的军官来了，对他们进行了检查。他是合欢少佐，英语说得非常好。他说：“你们是谁？来这里干什么？”

他们盯着他。霍斯福尔太太说：“我们是战俘，从帕农来。我们在去新加坡战俘营的路上。帕农的阳丹大尉派看守把我们押来这里，让我们从这里上船去新加坡。”

“这里没有船，”他说，“你们应该留在帕农。”

没有争论，她们也没有力气了。“我们被送来这里。”她机械地重复道。

“他们没有权利把你们送来这里，”他生气地说，“这里没有战俘营。”

接下来是漫长而尴尬的沉默：女人们盯着他，茫然，绝望。霍斯福尔太太再次把残存的能量集中起来。“我们可以看医生吗？”她问，“我们当中有人病得很厉害——尤其是一个孩子。另一位女士在路上去世了。”

“她死于什么？”他很快地问道，“瘟疫？”

“不是感染。她累死了。”

“我会派一个医生去给你们所有人做检查。你们今晚可以留在这里，但是必须尽快离开。我们自己的食物都不够，更别说养活战俘。”他转过身去，走回营地。

他给校舍安排了一个新看守。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友好的中士和那个士兵了。也许他们被派回帕农了。不到一个小时，一个年轻的日本医生来了。他让他们都站起来，检查看他们有没有被感染，然后就要走，但是他们请他留下来看看小本·科勒德的大腿。他命令他们继续做热敷。当他们问是否可以请他把小本送进医院的时候，他耸耸肩，说：“我问一下。”

他们在看守的监视下一直留在校舍里，日复一日。第三天，他们又去叫医生，因为本·科勒德的情况陡然恶化。尽管很不乐意，医生还是用卡车把他送到医院去。六天后，他们听说小本去世了。

琴·佩吉特弯腰蹲在起居室壁炉边的地板上。窗外，风转了方向，把伦敦的雨吹到了窗户上。

“在战俘营度过战争岁月的人们写过很多书，写他们过得有多糟糕。”她轻声说，望着余烬，“没有在战俘营里待过的人，是不会知道那是怎么样的。”